中国住房改革中的单位作用“隐形化”及其住房表现——以北京部分高校居住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北京市4个高校居住区为案例进行实地调查,并对小区内的职工居民和相关高校的房管部门进行了深度访谈,从微观层面验证了中国城市单位作用的"隐形化"现象。通过结合社会变革背景和个人住房行为特征,揭示了住房改革实施后单位在职工住房获得中作用的转变,对单位作用的"隐形化"现象进行了解释。文章尝试对单位作用"隐形化"的表现形式和从出现、发展到减弱的演变过程进行总结,指出这种单位作用的"隐形化"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中制度和市场经济双重作用的结果,并对"新型单位社区"的概念进行了探讨。     

不同模式下城市郊区居民工作日出行行为的比较研究——基于北京与广州的案例分析

本文选择北京、广州的两个典型社区,分别作为转型期中国城市居住郊区化"政府主导模式"与"市场主导模式"的代表案例,基于两个社区的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比较两个社区居民的工作日出行行为,以此探究居住郊区化模式对居民出行行为的影响,在国内已有时间地理学研究基础上进行城市间直接比较研究的尝试。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居住郊区化模式为居民提供了较完善的活动机会与便捷的出行环境,但并没有避免职住空间错位;市场主导的居住郊区化模式无法提供完善的活动机会与良好的出行环境,居民日常活动高度依赖于内城。     

基于生活空间与活动空间视角的郊区空间研究框架

郊区空间已成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意义逐渐凸显,需要学者立足郊区,关注郊区空间及其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本文从行为主义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出发,对行为空间、生活空间、活动空间的概念进行辨析,提出了基于空间范式下的生活空间研究和基于人范式下的活动空间研究两方面研究内容。立足于郊区空间,面向居民日常生活,构建基于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论的郊区空间研究框架,基于此框架对郊区生活空间、郊区活动空间以及郊区空间的动态性进行解读和分析,试图为空间-行为互动理论的构建提供研究基础,为基于行为视角的郊区研究提供研究框架,为更好的理解郊区空间、解决郊区中存在的问题提供有效途径。     

空间错位理论研究进展与方法论评述

空间错位理论是西方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提出以来引发了大量关注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的实证研究。近年来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背景下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学者关注。本文首先回顾了空间错位假设的提出背景、基本假设和主要实证研究结论,重点评述了近年来美国空间错位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进展及主要挑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空间错位理论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研究的借鉴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活动的地方秩序变化：北京双井案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日常活动与社区治理带来巨大挑战。本文从新时间地理学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概念出发,基于北京双井街道社区工作者在疫情不同时期的活动日志和深度访谈以及社区报纸《今日双井》等多源数据,分析社工工作活动的时空特征变化,社区地方秩序的变化及其对居民日常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不同阶段社区组织企划明显调整,社工工作时间延长且规律性被打破,工作地点由室内转向室外,工作活动更加多元化、破碎化;社工、居民、物业、周边商铺等社区生活圈中多元主体互动加强。本研究对后疫情时代社区生活圈服务与治理优化提升有重要意义,也丰富了新时间地理学对社区生活圈中个体与组织互动、多行为主体互动过程的解读。     

时空间行为研究前沿专栏序言

自20世纪60年代人文地理学出现行为主义转向以来,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历了60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以人类个体日常可持续行为特征、行为时空间格局、行为的移动性与可达性、人类行为与社会经济环境、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交互过程与作用机理等为核心内容的研究范式.近年来,国内人文地理与城市规划学界也在积极推进时空间行为研...     

大都市区居民对新兴边缘城市的认知与迁居意向——以天津大都市区为例

目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TEDA)已发展成为天津大都市区的新兴边缘城市。本文以居民问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分析天津大都市区内各地区居民对TEDA的认知程度与迁居意向以及地域选择性特征,为以TEDA为核心的人口反磁力中心建设为主导的天津大都市区人口调整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北京城市老年人购物决策过程中的评价性认知特征

本文以北京城市老年人购物行为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为基础,揭示北京城市老年人购物决策过程中的评价性认知特征。影响北京城市老年人食品类购物决策最主要的三个因素依次为购物地离家距离、食品价格因素和购物地所提供食品种类丰富程度,有低成本主导型的倾向;日用品类购物决策时考虑的最主要的三个因素依次为购物地离家距离及购物地所提供地商品种类丰富程度和商品的价格和质量,有低成本和高收益并重的特点。同时,随着购物地离家距离的增加,距离因素的重要程度有下降的趋势,而商品特性的评价认知重要程度则不断上升。     

结构主义视角下中国城市单位制的形成逻辑

单位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逐渐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在单位制度的历史惯性和城市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制度—空间—社会的多重转型。因而,单位制构成了解读中国转型的重要视角。本文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建立从知识通过资源到制度—空间—实践的新框架,对单位制的形成逻辑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单位制的形成是在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全能主义和国内外基本条件基本判断等知识对权威性和配置性资源控制所形成权力的支配作用下形成的,在社会现象层面表现为制度、空间和实践三个基本维度。知识对资源的支配构成了决定单位形成的深层结构,而相互融合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则构成了相对应的表层结构。     

过滤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单位社区变化研究

过滤是以高收入居民向外迁移为导向的一系列居住迁移和住房周转过程。居民是决定邻里地位的重要因素,是过滤过程的主体。邻里变化是过滤的结果,反映了居民属性的改变。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在北京市海淀区燕东园社区的实地观察和访谈,从过滤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城市单位社区变化。研究发现,在单位制时期,过滤仅存在于单位内部,并受到单位的控制和影响。在转型期,西方意义上的过滤现象在中国城市中已经出现,过滤体现了家庭需求与可支付住房之间的匹配过程,但是,因单位而导致的过滤及其社区变化具有复杂性特征,对于区位较好的单位社区,搬入搬出的居民虽然处于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但往往都具有较高的收入,社区整体上表现出多方向过滤的特征。过滤的多方向性是分析单位社区变化和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