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浦摩尼教历史文化研究述评

自2008年以来,福建霞浦、福州、福清、屏南、晋江等地发现了多种摩尼教科仪书、摩尼教造像和多种文物,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至今已历十岁,诸多学者发表论文已逾百篇,从历史、文献、语言、艺术、宗教等各领域各角度对霞浦摩尼教展开深入而具体的研究,国内学者林悟殊、杨富学、包朗用力较勤,国外以马小鹤、吉田丰、康高宝(Kosa Gabor)和古乐慈(Z.Gulacsi)等贡献尤多,可以看出,近年的研究成绩固然巨大,亦同样存在不尽人意之处,诚当综而述之评之,以为后来学者之镜鉴。     

海外元代畏兀儿人研究述评

蒙元时期的畏兀儿人为蒙古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做出了贡献,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不辍。相对而言,海外学者的研究比国内起步要早,加上国外学者精通多种语言,而且拥有国内难得的资料,推出了数量丰富而学术价值甚高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畏兀儿家族及其变迁、宗教活动、文化素养、畏兀儿与蒙古关系等多个领域。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简略评介,有利于促进国内这一领域研究的进展。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元代风格觅迹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乃敦煌晚期石窟的代表作之一,壁画内容丰富,汉藏并举,学界均言其为西夏窟,实则为元代窟。窟中九尊式顶髻尊胜佛母曼荼罗壁画中白伞盖佛母和青色金刚手菩萨具有元代密教特征;东千佛洞第2窟的壁画配置与西藏扎达托林寺白殿绘塑配置如出一辙,由此或可推断托林寺白殿与东千佛洞第2窟前室壁画受同一宗教仪轨影响下而成;中心柱两侧度母具有14世纪的夏鲁风格特点;药师佛与施甘露度母下方的饿鬼出现南宋风俗画中的婴戏形象;窟中壁画以蓝青绿色为主,与西夏石窟以红(土红)为主的格调相悖,却与元代崇尚蓝青绿色的基本色调相符;水月观音侍从的衣冠道教元素增多,与山西芮城永乐宫和洪洞广胜下寺的道教、佛教壁画有诸多近似之处。凡此种种,皆可为此窟之元代说提供有力的佐证。     

新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对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长期充任国际回鹘学界研究的重点议题,在新世纪的前20年,借助于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欧洲学术界对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也迈入了新阶段,尤其是德国,延续了20世纪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的传统,以其拥有丰富回鹘文文献的优势,刊布文献与系统研究并重,并对旧材料重新加以解读,涌现出更加全面系统而且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成果。在德国之外,俄罗斯、法国、匈牙利、荷兰等国学者在回鹘文献的刊布和研究方面咸有贡献。     

也谈SARBA的名与义

也谈ＳＡＲＢＡ的名与义杨富学在吐鲁番出士的回鹘文木杵名文（编号为ＩＢ４６７２）第１６行中出现有ｓａｒｉｖｂａｓ一词。其中ｓａｒｉ意为“黄”，ｂａｓ意为“头”．故笔者将其译作“黄头”，并将之与我国古代史乘中出现的“黄头回给”联系起来进行讨论，提出：”ｓ...     

元代西夏僧人沙罗巴事辑

一、《佛祖历代通载》对沙罗巴的记载 13世纪藏传佛教流播中土之时。虽然传教僧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鼓励和支持，但却往往受到中土儒学文士和佛教徒公开或无形的抵制。大多数藏族僧侣似置身中原文化之外．而未能像畏兀儿人那样投身于中原士人所敬重的文化事业。这种情况与元代西夏遗民也是不同的。1227年，西夏国被蒙古灭亡后，很多西夏人汉化，在中原地区用汉文进行创作，成为名闻遐迩的诗人，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总序

正丝绸之路是一条贯通亚、欧、非三洲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人们都会在不同环境、不同传统的背景下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成就,而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能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丝绸之路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东西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     

吉木萨尔文管所收藏的一枚回鹘文钱币

1990年10月,新疆吉木萨尔县文管所王秉诚先生寄赠笔者两张彩色照片,系该所收藏的一枚回鹘文钱币的正背两面,希望我能识读其中的铭文。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弄懂了铭文的含义;又查阅了一些有关的回鹘文献资料,初步确定了它的铸造年代。现征得收藏单位的同意,刊布出来,以求识者教正。     

也谈敦煌文献中的《付法藏因缘传》

《付法藏因缘传》旨在阐述印度佛教历代祖师付嘱心法的传承,传入中国后,为隋唐间形成的天台宗、禅宗等宗派祖统说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敦煌文献中保存有21件付法藏传文献,可分为《付法藏因缘传》和《付嘱法藏传略抄》二类,后者是前者的略本。这些文献对于认识敦煌地区的禅宗祖师信仰及历代祖师付嘱心法的传承都具有重要意义,敦煌莫高窟第196窟中的佛教高僧像反映的是律宗内容,与《付法藏因缘传》及禅宗祖师信仰毫无关联。     

明代陆路丝绸之路及其贸易

有明一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速,深为学界所瞩目,而与之并驾齐驱的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却常被忽略。其实,明代西北地区的丝路贸易并不比海路逊色。作为明朝西域政策的一部分,陈诚等多次出使西域,与西域诸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东西方交往频繁,商业贸易隆盛,明政府与西域各地方政权间的“贡赐”关系稳固发展,往来次数繁多,贡赐规模巨大,丰富了中原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