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板刻佛本生故事变相

这里所介绍的佛本生故事变相是中亚地区最古老的板刻画,它们因由吐鲁番探察队发现而为人所知。根据葛玛丽的研究,回鹘板刻画可分为三种类型：     

回鹘文文献与高昌回鹘经济史的构建

在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写本中保存有400余件社会经济文书,大部分为元代之物,少部分属于宋代,其内容涉及宋元时代高昌回鹘王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经济、土地制度、租佃契约关系、高利贷、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宋元时代,中原汉文史书对高昌回鹘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记载甚为稀少,而且支离破碎,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发现,对于重构宋元时代高昌回鹘之经济历史及社会关系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丝绸之路上的哈萨克斯坦”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促进学界对中亚地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加强中亚各国民族文化历史的交流与合作,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教育与科学部科委会苏莱曼诺夫东方学研究所（R．B．Suleimenov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ommittee of Scien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Science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以下简称“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     

少数民族对古代敦煌文化的贡献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或农牧兼营,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敦煌文明,敦煌石窟艺术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对此都有具体的反映。本文首先从探讨“敦煌”与“莫高窟”的名与义入手,论述古代少数民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接着分别对敦煌历史上活动时间长、文化遗产保留多而且影响比较大的几个民族（月氏、吐蕃、粟特、回鹘、西夏等）的历史文化贡献进行了钩稽,并论述了敦煌少数民族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能动作用。     

洛阳出土的几通唐代安定胡氏墓志

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为胡氏郡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在北魏宣武帝妃、孝明帝母胡灵太后临朝听政时期(516～528),安定胡氏家族的权势更是达到炙手可热的程度.     

牟羽可汗与摩尼教

牟羽可汗,是回纥汗国的第三代可汗(公元759—780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曾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积极发展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使维吾尔族的古代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他把摩尼教传入回纥社会,并将之定为国教,对当时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的维吾尔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回纥的历史,研究回纥中的摩尼教,我们都不能避开对牟羽可汗及其与摩尼教关系的研究。     

也说“使君”

“使君”一词,自汉代以来就常见于历史文献,在敦煌写本中亦多有出现,故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先后已有数位学者就其意义进行了阐释。马德在研究敦煌文书Ｐ３５４２《某使君造窟设无遮斋会赞文》时,指出其中的“使君”为一种职务,而且还“当为袭承先祖之职”。并以此...     

大月氏、贵霜、帕提亚、萨珊靴扣传统比较研究 ——贵霜王朝源出大月氏再证

大月氏、贵霜、帕提亚和萨珊皆存在用系带将靴扣绑缚于靴腰一侧的衣着习俗.帕提亚靴扣可见于哈特拉、马斯杰德苏莱曼和帕尔米拉等地,在阿尔萨息王族并不流行,从出现的时间以及靴扣的特点来看,大月氏和贵霜的靴扣模式不可能来自于帕提亚.帕提亚时期哈特拉地区的靴扣较为独特,不仅有两对靴扣者,且系带在靴面打结固定后形成了长飘带,萨珊靴扣可系于外踝及靴部丝带的特点可能肇源于此.帕提亚王以及哈特拉国王一般不佩靴扣,说明靴扣并非王者身份的象征.靴扣作为王权象征始于大月氏—贵霜,萨珊王服饰常见靴扣的特点应受到大月氏—贵霜的影响.大月氏和贵霜服饰中的靴扣传承有自,从大月氏时代一直延续至贵霜晚期,而且独具特色,与帕提亚、萨珊靴扣传统明显有别,堪充贵霜王朝源于大月氏之力证.     

"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文化昌盛。为推进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于2005年8月1至4日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有来自12个省市区的7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59篇,其中,民族古文字与文献研究方面的论文有23篇,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论文有23篇,敦煌学及其它方面的论文有13篇。本文对这次学术会议进行简要介绍。     

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

西夏是党项羌人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其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等多种民族。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自德明开始,先后六次从中原宋朝求得大藏经,并据之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进行翻译,现传世的百种西夏文佛经,大部分都译自汉文。西夏境内尽管民族众多,但无疑应以汉族人口居多,在前期的译经及后期的校经施经活动中,都有许多汉僧参与其中,加上中原佛教发展水平较高,故而汉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史料中对西夏汉僧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吐蕃僧人。从黑城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物与文献,尤其是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文献的记载,结合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汉僧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如回鹘僧人,也远逊于吐蕃僧人,更无法与西夏僧人相比。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由汉人在西夏境内社会地位低下这一因素决定的,其次应与西夏长期与宋朝为敌。西夏统治者对汉人僧侣怀有戒心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