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

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杨奎松国共关系对于抗日战争影响甚大,对此,凡研究抗日战争者均有共识。两党倘能精诚团结,则举国抗日心齐,作战力大;反之难免相互防范、掣肘,影响两党不能不着眼于战后之冲突对抗,无法集力对日,使抗日战果难以达到理想水平。抗战中两党关...     

西安事变期间“三位一体”的军事协商与部署

西安事变期间“三位一体”的军事协商与部署杨奎松“三位一体”指的是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所结成的军事同盟,对外的公开名义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并组织有“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西安事变乃一军事政变,面对强敌环伺,战火东燃,大战一触即...     

究竟是谁说服了谁?——关于1936年延安会谈结果的再探讨

究竟是谁说服了谁？——关于１９３６年延安会谈结果的再探讨杨奎松对延安会谈可以盖棺论定吗？西安事变距今已有５９年,仍有不少谜没有解开。这里面有些谜确是因为年代久,史料缺,当事人亡故,以致死无对证,弄不清所以然,比如至今仍为许多人所关心的蒋介石于事变期间...     

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

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杨奎松中国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这或许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共产国际和苏联究竟给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哪些具体的帮助,这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从已经发现的各种文献记...     

“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

“立三路线”的形成,及其同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是中共党史以及它同共产国际关系史中一个具有突出特点和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国内学者有关这一事件的专题研究,至少已进行了将近10年时间。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这一事件的复杂背景及其     

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

为纪念《历史研究》创刊 5 0周年 ,本刊编辑部于 2 0 0 4年 4月 2 7日召开“理论与方法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学术座谈会 ,邀请部分在京学者参加。与会者就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其他涉及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诸多问题 ,如历史学的时代特点与学科定位、中学与西学、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史实重建等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探讨。这里发表的是 15位与会学者的笔谈。     

“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

1924年1月国民党成功改组,与中共建立了“党内合作”关系。这一合作极大地扩展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发展,但同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骨干,这引起了相当一批老国民党员的猜疑和敌视。“容共”还是“分共”的问题,自此即成为国民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个中心话题。一年之后,随着主导国民党政策的孙中山突然去世,从1925年3月至11月,前后不过10个月,国民党内部就三度发生严重分裂。分裂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怀疑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或力主“分共”有关。     

武汉国民党的“联共”和“分共”

1926年底到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人的政策从左向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导致武汉国民党人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因为它严重损害了武汉政府赖以生存的脆弱的财政经济基础和军官们的忠诚度。事实上,无论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是中共中央,这时都曾极力控制工农运动。但中共基层干部的缺乏,特别是在联共(布)党内权力斗争推动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政策的赤裸裸的干涉,不仅使中共的工农政策无法顺应形势做出相应的切实调整,而且更极大地刺激了武汉国民党人的疑惧心理。武汉国民党人从"联共"最终走向"分共",与此不无关联。     

从“小仁政”到“大仁政”(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

正"一五"计划实施后毛泽东态度开始变化不过,中国粮食紧张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毛泽东这种简单的干预得到改变。减也好,免也好,在粮食产量增长有限而工业建设大量上马的情况下,只会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和粮食分配困难。1953年农民负担相对减轻,政府的粮食销售和市场供应就立即出现了问题。当年夏     

抗战胜利后中共土改运动之考察（下）

刘少奇对晋绥土改的批评1947年3月上旬,共产党派驻北平、南京等地代表先后回到延安,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国共内战全面打响。3月19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举进占延安。已经撤出延安的中共中央10天后正式决定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