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杨奎松有关共产国际１９２２年初在苏俄境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自从ＳＱ年代初中国史学界陆续了解到苏联当年出版的《远东各国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舒米亚茨基１９２...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 ,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从陶德曼调停 ,到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到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往来 ,直至长期以来令人备感神秘 ,却又扑朔迷离 ,莫名所以的所谓“宋子良工作”,许多人都相信幕后的操纵者一定是蒋介石。但新披露的档案显示 ,此中其实有相当复杂的情节与背景 ,蒋未必都是主动者。蒋确实并不笼统地拒绝停战议和 ,但其一 ,所有议和之举显为日方主动 ;其二 ,蒋接受议和 ,向与内外压力有关 ;其三 ,这其中通常又含有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的判断错误。而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 ,无论蒋有否同意过对日议和 ,其态度应当说从未有所动摇。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 ,是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战的观点 ,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 ,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 ,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 ,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 ,当不为过     

从“小仁政”到“大仁政”(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人在农民粮食问题上的态度异同与变化

正粮食问题,对于中共新生政权来说性命攸关。它不仅关系到城市稳固、人心安定、生产恢复等方方面面,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最大多数人口,即中国农民和共产党各级政权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党,它的成员,包括其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长期在农村中从事革命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靠在他们动员下投     

抗战胜利后中共土改运动之考察（上）

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土地政策从战时的减租减息,到1946年相对温和的＂五四指示＂,继而于1947年一跃转向比较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再到1948年中共中央反左纠偏。很多年来,许多研究中共土地改革史的学者,对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到底是中共高层对实际情况判断错误,还是康生、陈伯达的做法和汇报作了误导？著名...     

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上)

新中国镇反运动初期,中共中央决策层意见并不一致,毛泽东对于镇反运动开展的时机和力度掌握更是几经反复,从"不要四面出击"到"大张旗鼓",再到直接给各地下指标、定任务,其中经过了怎样的历程?各地的镇反从最初的"宽大无边"又如何演变成了"扩大化",并因此带来何等后果,对新中国的政治走向又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且看中国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大胆突破研究禁区,从大量未公开档案中深入挖掘史实,为您解读新中国镇反运动始末。     

我看毛泽东的成功之道

我想毛泽东成功之道,简单地讲,还是那两个字：“务实”。过去为什么总是失败？其实也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许多时间缺乏这种务实的态度。因为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在那里管着,有那么一个革命榜样在那里树着,结果只能一切从理论、从经验出发。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共革命有什么重要的理论贡献,那就是由此而形成的他再三再四讲的那个“从实际出发”的观点,那个“实事求是”的观点。所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

1996年杨瀚生起在台湾为祖父杨虎城平反的念头,并在2005年付诸行动,他的作为虽然掀起舆论热潮．甚至引起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注意．但终究没有下文。笔者曾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采访馆长邵铭煌．他提到杨瀚还专门与他讨论过这个问题。邵铭煌的立场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认定将领杀死领袖随从,并将领袖扣押的行为是合法的。让国民党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的行动平反,根本不可能。     

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

抗战结束后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学潮不断。面对学潮 ,蒋介石一向态度僵化 ,必欲将之消灭于萌芽之中 ,惟恐被中共所利用。而地方军政当局因守土有责及利害所关 ,更不免反应强硬 ,往往大打出手 ,造成惨案。对此 ,身居教育系统的国民党负责人及国民党籍教授们虽不以为然 ,又无可奈何 ,只能亡羊补牢 ,居间调和 ,力求将损害减少到最小程度。但随着类似事件频频出现 ,一些国民党人由抱怨不满 ,到逐渐与国民党离心离德 ,几不可免。从国民党人在“一二·一”惨案善后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中 ,即可一窥其端倪。     

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

1929年,藉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之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在东北挑起了中东路事件,意图强行收回中方在中东铁路经营管理上应享之权。此举得到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鼎力支持,蒋并且试图藉机收回全部路权。对此,苏联方面以1924年中俄及奉俄条约为依据,亦不惜以武力相向。蒋则运用外交手段,希冀得到各国列强的支持而获得压制苏联的效果。却不料各国政府多不赞同中方的做法。结果,苏联大举兴兵,东北边防军损失惨重,张学良被迫单独与苏联订立了城下之盟。此举虽令南京不满。蒋却因顾虑到逐渐形成气候的反蒋风潮．而不得不曲予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