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后裔——我与张之万之孙张公骕的交往

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1948年春才经人介绍到当时天津一所著名中学——新学中学去任教。到校以后,校长领我到教员休息室去认认同事。在十几位未来同事中唯独坐在屋角的一位中年人不知怎么却吸引我坐到了他旁边。他有一张长着连鬓胡子的大方脸,总带着一种微微的笑容。他姓张,名公骕,河北省南皮人,比我约长七八岁。他是     

汝阴侯漆器的纪年和M_1主人

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两座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有“汝阴侯”铭文的漆器和铜器。漆器铭文中有“元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纪年。《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八期上发表了《阜阳双古堆西双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读了简报,获益颇多。但简报认为“汉初纪年除了文帝有前元十六年的纪年外,其余纪年都没有超过八年的。因此漆器上的铭文‘十一年’应是文帝前元十一年的纪年”,并认为“双古堆M_1主人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阜阳汉简《诗经》的传本及抄写年代

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发掘出一批汉代简牍,阜阳汉简整理组从中整理出一百七十余条《诗经》残简,其中有今本《诗经》《国风》中的六十五首,《小雅》中《鹿鸣》、《伐木》等四首。由于简片破碎严重,所见各诗仅存残句,有的则仅存篇名。尽管如此,它也使我们窥到了迄今为止,《诗经》最古的本子的一些原貌。 阜阳汉简整理组的胡平生、韩自强两位同志将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诗经》及今已亡佚的鲁、齐、韩三象《诗》做了比勘,认为它不属于鲁、齐、韩、毛中任何一家《诗》的传本,“是否与《元王诗》有关也无从考证”,因此“只好推想它可能是未被《汉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李学勤先生在《马王堆帛书与楚文化的流传》一文中曾推测阜阳汉简《诗经》也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 古代文献最初成书或抄写的年代虽然距今已很久远,但是由于不同时代使用的文字形体有所不同,即使同一时代而不同地域的人在用字习惯上也有所不同,再加上我国古代又存在着避讳这一独有的历史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其最初成书或抄写的时代印迹。根据这些印迹,我们就有可能判定一部古代文献成书或抄写的时代。阜阳汉简《诗经》当然也不例外。     

关于《道命录》的卷数及有关内容

《道命录》是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晚年的著作,成书于理宗嘉熙三年。（1239）。《道命录》从历史角度,采用编纂文件与注文论述相结合的体例,记载程颐、朱熹进退始末,从而说明宋代一百四十年间道学三起三落的兴废历程。为我们研究宋代党禁,程颐、朱熹生平,乃至李心传的政治思想,提供翔实的资料。 《道命录》成书以后,由南宋新安朱申,于理宗淳祜十一年（1251）刻于九江。（朱申《道命录》序）据《宋史·本传》载,该书为五卷,而收录在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中的则为十卷。《四库全书》载内廷藏本也为十卷,与《本传》所载不合。 《四库提要》据内廷藏本,元至顺癸     

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南开大学来新夏方志学理论的萌芽与发展是和各个历史时期的修志实践密切联系的。方志学的理论是随着修志事业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成熟的。在魏晋以前,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记载,只能从《禹贡》、《水经注》、《汉书·地理志》和《越绝书》等著述中...     

城市人口志内容记述要点刍议

城市人口志内容记述要点刍议洛阳市志办来学斋人口志的编写近年来愈加受到修志同仁的关注与重视,无论在其理论的研究上,或是在编写的实践上,较以前都有明显提高。尤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学观点指导人口志的编写,以及借鉴人口学的研究成果,充实人口志的编写内容等...     

文博事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特征及构成

当前是我国文博事业高速发展期,对公共文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逐步提升,只有更为细致地了解该体系基本特征及构成,才可更好地落实此项工作。鉴于此,文章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检索方法,先检索国内关于文博事业、公共文化综合服务体系的学术论文、调研报告等,通过细致梳理、总结分析该部分研究成果,围绕文博事业领域公共文化综合服务体系特征和构成开展深入研究及探讨,总体上对该课题实施分析,确保课题分析精准且客观,后续能够为更多技术专家和学者对此类课题的实践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指导或参考。     

杭州萧山溪头黄东晋南朝、唐宋墓发掘报告

杭州萧山溪头黄墓地于1984年发掘,清理古墓葬76座,其中战国墓3座,两汉墓葬59座,东晋南朝墓葬6座,唐宋墓7座,明墓1座,共计出土文物1012件(组)。此次公布的材料为东晋南朝墓与唐宋墓,为研究东晋南朝和唐宋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的丧葬习俗提供了新资料。     

馬克思、恩格斯爭取無产阶級国际主义的斗爭簡史

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無产阶級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設者的世界历史作用时,指出了民族解放运动在工人阶級爭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总斗爭中所处的地位。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說,民族的基本压迫是社会压迫。“民族内部的阶級对抗一消灭,民族间的歧视关系也就会跟着消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級国际主义的本质以及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客观上必然导致反对奴役其他民族的政策,反对一切民族限制和民族特权。馬克思和恩格斯認为(历史也証实了这一点),在资产阶級民主革命阶段,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     

魏晋南北朝时期泰州的行政建制

泰州为长江三角经济区新兴的中心城市之一,历史悠久,有凤凰城的美誉、“水陆要津,咽喉据郡”之称。学界对泰州的名称演变、风土人情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对泰州行政建制的演变也略有涉及,但主要侧重在唐宋之后。本文则主要从有限的资料中,探讨魏晋南北朝这一大分裂大变动时期泰州的行政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