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搞笑艺人的北野武

北野武的3本小书《毒舌北野武》、《浅草小子》、《向死而生》好不容易在国内出版．却半句也没有谈到电影。他批判日本社会的乱象，讥诮人性的阴暗，有时太气急败坏而顾不得讲理，南着性子发展到肝火直线上升。     

我们自己的脑袋

“洗脑”这个词,仅从字面上看,正像前不久香港小学生所说的：“不是人正常”。脑袋这东西毕竟不仅仅是个物理存在,也无法像一颗蘑菇一样被冲洗干净、晾好风干、装进密封罐,以待日后派上正确的用场。但是,     

女战士的死亡

没有比生死观更能揭露一个人的了。桑塔格对待死亡的态度,用儿子戴维的话简单粗暴地来说,是“怕死怕到吓瘫了”。尽管她在42岁那年被诊断出乳腺癌晚期,20年后又罹患子宫肌瘤,两次她都挺过来了,但她还是怕死。     

面目不清凌叔华

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凌叔华的个性和故事显然都不够重口味。至于文学上的成就,在文采斐然的民国,很容易就被几位领袖人物掩盖过去。本书最后说：“一位优秀的女性,她裹着自己,没有给世人以清晰面貌就成了远去的古人。”“她裹着自己”,结果是,在民国历史中,她经常是作为他人故事的配角出现,其中有两件至关重大的事件绕不过去。     

王元化批评鲁迅

翻开吴琦幸先生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不几页,便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些西方18世纪的启蒙著作。在王元化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当他重新谈及年轻时代的自己,谈及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谈及鲁迅,谈及卢梭,这位沉静、深厚并极具反思精神的老者仿佛跨越了时空的阻隔,与暮年歌德执手相望：历经生命的苦难,他们在耄鬃之年都进入了一种和谐及平静。     

那代东京人和这代上海人

上海好友跟我说：＂我们小时候,爸妈每星期都会带我们去吃一次西餐,非常普通,现在吃西餐,却成了必须正经八百的一件事。＂我们走在百乐门前的万航渡路,街上到处都看得到老外,路边的连锁糕点店里有一半是白人。居民小区里也有各式白人黑人进出,就连楼下的重庆鸡公煲,大半夜里也坐着两三桌外国人。这种上海,我不知道对我的朋友意味着什么。她的小时候,也不过是二十几年前。生于1962年的新井一二三在书里写     

《城门开》让人苍老的回忆

有这样一个学说：三千世界,所有时间、所有空间并行不悖地存在着,几乎是永存——深奥而难于想象。然而好的回忆竞可以说服我们须臾得见,那些并存于世的所有时间和空间。     

花花公子先生的若干私人生活

休·赫夫纳一度有点像塞林格笔下那种被战争毁掉又被生活打败的抑郁青年。那时他换了好几份工作，仍然看不到前景，新婚（还刚生下儿子）但是不快乐。26岁那年的一个冬日，他在芝加哥市中心一座桥上，面对冰冷的河水发呆，觉得生活要完蛋了。     

西方想象日本

唐纳德.里奇的日记用很多篇幅描写日本见闻和琐碎的人际交往,也有大量关于他个人的哲学化思考,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以里奇为中介,西方到底用什么样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样的日本。     

周作人是什么样的人？

读周作人的文章,深觉他可爱。带着维护和偏袒之情再来读这本传记,觉得他的可爱又近前了一步,是活生生的了。鲁迅是大哥,从儿时起,就雄赳赳气昂昂,冲锋陷阵义不容辞。周作人则完全是一副“顺从的好说话的二弟”的形象。他的混沌和温吞,保护了他的敦厚和吞仁慈,不比鲁迅总有作为长子的种种敏感和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