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广告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

近代中国广告的产生,是新式高业经营方式演变趋新的产物,与众多报刊杂志以及其他各种新型传播媒体的出现相辅相成,也与西方商为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紧密相联。随着华商认识的提高,以及商业的发展和媒体的繁荣,广告在近代中国越来越兴盛,并且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新颖广告。广告的产生与兴盛对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不少华商巧妙地利用广告拓展自已的事业,甚至在与外国资本进行激烈竞争的过程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湖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机构及主要科研成果简介

多年来，辛亥革命史一直是湖北省暨武汉地区史学界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不仅在全国率先设立了许多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而且取得了一大批颇具分量的科研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公认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心。目前从事这一研究的，有著名学者章开沈以及陈辉、皮明麻、冯天瑜、萧致治、吴剑杰、罗福惠、严昌洪、马敏、朱英等一批知名学者。下面，即将有关情况作一简略介绍。一、湖北省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团体和机构从1978年至今，湖北省（包括以我省史学研究者为主发起创立）设立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各类…     

端方与南洋劝业会

端方曾任清朝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及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近代史论著提及端方,首先是他1905年被清廷任命为出国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回国之后鼓吹预备立宪以消弭革命。其次是1911年担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率清军前往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给后人留下的印象,似乎端方只是一个镇压革命的反动历史人物。近年来作者接触到一些有关端方的史料,发现其晚年思想的演变及某些活动事迹,尚未     

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成效与缺陷

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开展,对于中小商人组织程度的提高,促使广大商人摆脱在商言商的束缚,关心政治,支持和参加革命,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成效;与此同时,广大中小商人的反帝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积极参加了各次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商民运动也存在着若干缺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制定的商民运动方略较为偏激,将洋货业商人等同于买办,并认定商会是反革命团体,均作为革命的对象,导致在商民运动期间引起较大纷争。另外,商民协会既是商民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但同时透过该组织也可具体看出商民运动还存在其他诸多缺陷。     

“双十节”纪念中振兴实业之呼声——近代工商界纪念辛亥革命之特点

在近代中国双十节纪念中,工商界始终是较为重要的民间社会力量之一,并且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特点。其所谈论的话题主要并非政治方面的内容,而是与经济密切相关。工商界除了在双十节纪念中感慨辛亥革命之后的实业衰败,也借此特殊政治场域从各方面大力呼吁振兴实业,并借助双十节促销国货,从而使商业与政治得以有机结合,产生独特的作用与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往忽略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长久而持续的积极作用。     

试论四川沱江流域的糖品流动(1900-1949)

1900-1949年间,在沱江流域糖品流动过程中,既有期货及现货交易形式的并存,又有"蔗糖评价制度"及"食糖专卖政策"的制度安排。从销售区域及比例来看,该流域糖品主要供给区域外市场,且以川省市场为主。就糖品流动所带来的影响及政府对糖品流动干预所产生的后果而言,这一时期的蔗糖经济呈现出发展与危机并存的"悖论型"增长模式:发展的一面是糖品不仅与其他商品形成对流,优化了区域贸易格局,而且在其流动过程中也刺激了其他行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进步;危机的一面是销售格局的不利影响持续扩大以及抗战时期政府对糖品交易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蔗农与糖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蔗乡社会处于失序状态。     

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新思路——读《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

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新思路——读《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朱英《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发表的韩国学者金希教先生的论文《抵制美货运动时期中国民众的“近代性”》（以下简称金文）,颇具新意,是近年来深入探讨抵制美货运动的一项值得重视的新...     

关于对比研究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一点意见

启良同志的大作《古代中西方抑商问题的比较研究》(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3期),首次论述了我国史学界忽视的西方抑商史实,并与中国历史上的抑商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读后颇受启发。但细读之余,又觉文中不无使人疑惑之处,特提出求教于启良同志和史学界同仁。     

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缘起、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运用

20世纪80年代初商会史研究的兴起,是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中探讨新视野、新思路的结果,章开沅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商会史研究率先予以大力倡导,具有开创之功。随后使商会史研究从附属于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部分,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领域,主要得益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现代化理论与方法,继而又运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考察和分析商会,不仅推进了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而且还使"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分析框架逐渐广泛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更多领域。近30余年商会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学术研究的拓展深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进行创新,同时也应避免在借用当今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出现生搬硬套与削足适履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