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注名著三种

一、裴松之《三国志注》史注出现于汉代,有记载者,如延笃《史记音义》、应劭《汉书集解音义》、贾逵《春秋外传国语解诂》、胡广《汉书解诂》、服虔《汉书音训》等等,不幸的是,这类典籍均已亡佚,但从其史注名称推测,可知这类史注多以解释文字、考订制度为主。然而,宋裴松之所作《三国志注》则不同于以前的史注,独具一格。《隋书经籍志》著录裴注《三国志》六十五卷外,尚有《叙录》一卷,惜《叙录》失传,所以,对裴松之作注的宗旨的了解,只能通过《上〈三国志注〉表》及其具体内容认真体味了。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避览之苑囿,近史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于是,裴松之注《三国志》“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据《廿二史札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载,裴松之收集三国史料     

唐人注释书名著三种

一、孔颖达等著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先是孔颖达与颜师古等诸儒受诏所撰《五经》义训,号《义赞》,凡一百八十卷,后奉诏改为《五经正义》。其中包括《周易正义》十四卷(《新唐书艺文志》作十六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五经正义》题名孔颖达撰,但既不是他一人手笔,也不是在他一人全权主持下进行的,只因他是奉敕监修者且年辈在先,而事实上,分治某一经的诸儒,都各自根据自己的好恶取一注本为底本,按自己的师承、传习为其作疏。所以,《五经正义》诸书水平不一。尽     

宋代历史文献校勘三题

一、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文苑英华》是北宋所修四大部书之一,完成于雍熙三年,因勘修质量较差,没有刊行。景德四年,又做了“芟繁补缺”工作,大中祥符二年,再次组织人力复校,但是否刊行,没有记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南宋宁宗嘉泰元开離,嘉泰四年雕毕的周必大刊本。周必大在刊刻这部书之前,特别让他的门生胡柯、彭叔夏等进行校订,凡所是正,随文注出。其后,彭叔夏将这些散在本文中的注,择出录出,“以类而分,各单数端”, “原注颇略,今则加详……勒成十卷,名曰《文苑英华辨证》” (见《文苑英华辨证序》)。     

宋代的类书及其他资料汇编

宋代的类书繁盛,既有官修的大型大类书,又有私修的中小型类书;既有百科性质的类书,又有专题性质的类书。同时,宋代还出现了专以辑资料见长的编著,在历史文献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官修类书北宋太宗和真宗两朝,共修了三部大类书,这就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977)三月同时下诏修撰二书。参与其事的有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左补阙知制诰李穆,太子少詹事汤悦,以及徐铉、张洎、李克勤、宋白、陈鄂、徐用宾、吴淑、舒雅、吕文仲、阮思道等十四人。当时明确下诏说:“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又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专收野史、传记、小说的五百卷,于次年八月修成,这就是《太平广记》,是宋修三大类书最早完成的一部。     

宋代的总集

宋朝对当代和前代诗文的收辑、整理亦颇有成绩,先后出现了三部较有影响的诗文总集,这就是《文苑英华》、《唐文粹》和《宋文鉴》。前两种主要是对唐代诗文的整理,后一种则是对北宋诗文的整理。 (一) 唐代诗文最多的总集——《文苑英华》《文苑英华》是宋代官修的四大部书之一,其它三部,即《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都是类书,只有《文苑英华》是诗文总集,并且所收主要是唐代的诗文。《文苑英华》共一千卷,由李昉、宋白等奉敕编选。此书上起萧梁,下迄唐、五代,共收这个时期近两千二百位作家的诗文两万篇、首左右。在这些诗文中,唐代的诗文几乎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九,因此,《文苑英华》虽然是萧统《文选》之后又一部诗文总集,但从实际情况     

张棣的《金国志》就是金图经——《大金国志》与《金志》的关系

一、《金图经》就是《金国志》的重要性《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存有张棣《金虏图经》的佚文,这些佚文,不仅对金史研究,而且还为研究女真人的历史、生活史,广泛地提供了宝贵资料。南宋陈振孙,在他所著《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中写道:“《金国志》二卷,承奉郎张棣撰,淳熙中归明人,记金国事颇详。”由此看来,《金国志》就是《金虏图经》的完本,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十一、史部八,杂史存目)已作了说明:“《金图经》一卷,两淮     

两汉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初步形成

汉兴,重视文治,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为我国历史文献学在汉代初步形成创造了条件。刘向父子在长期的校书实践中,创造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整理文献的方法,第一次对现存文献作了著录,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书目—《七略》。班固在《七略》的基础上撰《汉书·艺文志》,更开了史书著录文献的先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汉代对文献的注释不拘一格,举凡故、训、章旬、注、笺、传等注释形式大部分都已出现,虽然这些注释形式各有不同,但以音训为主则是汉代注释的特点。郑玄长于注经,摒弃今古文门户之见,博采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特有的注释风格,不论是训释还是校勘,都有显著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注释不仅仅限于注释儒家经典,事实上,《楚辞》、《孟子》、《战国策》、《史记》等,已都有注释并且各具特色。本文即着重从上述诸方面,对刘向、班固、郑玄、高诱等人整理和注释文献成果的剖析,揭示我国历史文献学在汉代确实已初具规模。本文是作者所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的第二章。第一章论述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已在本刊1987年第四期发表。     

《通典·食货典》与正史《食货志》比较研究

《通典·食货典》主要取材于正史食货志,但它并不是简单地照抄,而是根据阐明问题的需要,有所增删,而这种增删正是开启杜佑思想的钥匙。现用汉以来的田制为例,比较诸正史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的异同,说明《通典·食货典》利用编纂史料反映编撰者思想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总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第四节

总集的发展《隋书·经籍志》日:“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扌适)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显然,《隋志》认为总集兴起于建安时期文集滋广之后,它是从文集中采(扌适)孔翠,各为条贯,合而编之,即不难看出这类总集实际上是一种选集,若就这一点而言,第一部总集当推《诗经》。孔子从三千余     

钱大昕的历史文献学

钱大昕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在历史文献学方面亦有突出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史学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史学家角度利用发展考异，辨古籍真伪，考版本年代，修撰《补元史艺文志》都比一般文献学家高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