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家谱与徽州社会风俗

明清徽州社会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区域社会,盛行"仁让之风"、重视血缘关系、重视婚姻门第是其中主要的几种社会风俗。这些社会风俗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明清徽州家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则不可低估。明清徽州社会利用家谱宣扬了"仁让"之风,通过家谱保持血缘纯洁性,也利用家谱维持婚姻的门第等级。     

视觉传达设计教育的人才培养需要回归本质

视觉传达设计（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是为现代商业服务的艺术。其创作是以某种商业目的为先导,通过可视的艺术形式传达特定信息到被传达对象、并对被传达对象产生影响的过程。近年来,我国的视觉传达设计教育发展加速,但就总体而言,教育者缺乏结构性、战略性的眼光和思维,沉迷于形而上的审美主义观念。由于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视觉传达设计教育的目标与职能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视觉传达设计的教学,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和发展的理念,回归本质,走上多元化、实用化和持续化的战略发展道路。     

为己与为人

1985年杜维明先生在北大上课,问学生说儒家的思想是为己,还是为人？当时绝大多数的北大学生都说,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儒家是为人之学。杜先生即说,你们说的,正与《论语》所论相反,《论语》讲得很清楚,儒学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家庭,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要求,而是为发展我们的人格,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内在人格资源,是为己之学。     

试用“合力论”再析护国运动的领导力量及其历史意义

主要论述在护国运动发动和进行过程中,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中华革命党人,以梁启超、蔡锷为代表的进步党人,以及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云贵川湘等地不断蓬勃高涨的追求民主、共和、进步的群众运动等形成为一个合力,正是这一合力,在运动中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和核心作用.     

明治前期日本对国家体制的认知与论争

明治前期,日本社会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国家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摆脱传统史观的束缚,探究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体制,就其优劣长短进行了深入的辨识、比较和分析,并由此提出了自认为最适合日本国情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构想。这种突破传统的认知与论争,反映了日本社会近代政治意识的觉醒,为其确立近代化国家体制奠定了理论前提。     

略论地方志在“文化自觉”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文化自觉的理论渊源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而阐述的解决人与人关系的方法。其主要内涵是处理异域文化相接处的人的态度．要有广大的胸怀和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包容．同时要对自己的文化“种子”的过程．认为“文化自觉指的是深刻认识自身文化历史传统的最根本的种子．并为这个种子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同时将这个文化传播于世界,参与全球新文化的创新。”     

红色后代眼中的毛泽东

他们或出生于长征路上、延安的宝塔山下,或成长在中南海的红墙之内。他们的父辈是与毛泽东共同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战友,他们则是在毛泽东身边成长起来的“红色后代”。当年的垂髫稚子而今都已是古稀之年,时隔几十年后,再回首那段特殊的岁月,追忆这位特殊的长辈,他们无一不百感交集……本刊特邀任弼时之女任远征、董必武之子董良羽、左权之女左太北、杨尚昆之子杨绍明、邓子恢之子邓淮生、曾三之女曾晓前、金城之女金戈,讲述他们的故事,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和冼星海一起战斗的日子

1938年,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平、津、沪相继沦陷,武汉成为全围政治、文化的中心。此时,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尤为突出,达到史无前例的声势。冼星海是1937年10月随洪深、金山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以下简称“二队”）来到武汉的,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去延安     

文言文实词理解的五个要点

在文言文篇章中,实词数量远比虚词多。由于古今语言的变化,文言实词的含义也发生了许多转化。在文言文实词理解中,掌握文言实词的古今异义、同形异义、偏义复词、一词多义、通假字等五个要点是十分必要。     

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现状及调控模式研究

本文在中部六省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基础上,结合50个村529份问卷调查数据,从聚居形态、聚居空间、聚居功能、聚居主体以及聚居设施等方面对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现状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结论显示: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密度不均,规模各异,形态多样,总体分布较散;住宅占地面积较大,一户多宅现象明显,农户集中居住意愿强;生产生活形态多样化趋势开始出现,"劳务输出+传统农业"型村庄依然占主体;农户兼业行为增加,幸福感增强,但新型社会问题显现;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公共服务有待完善。针对其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四种适宜的农村聚居调控模式,即转型升级模式、整治更新模式、保护控制模式、迁并转移模式,并深入比较分析了各类型模式的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机制、调控路径差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农村,应选择适宜的农村聚居调控模式,因地制宜,分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