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新考古研究成果看女真文化源流的某些问题

最近20年来,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远东各民族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中世纪历史学家,在塞金、尼古拉耶夫、安那尼耶夫,拉佐夫、叶卡杰琳娜、诺沃果尔杰也夫、克拉斯诺雅罗夫、斯卡丘斯特、布拉霍特纽金和滨海边区的其它地方的一些古城址和古遗址所进行的考古调查研究中,尽可能地收集最丰富的、最全面的反映滨海边区12～13世纪初叶,女真人文化、经济活动、生活习惯及社会制度的材料。这类资料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具体地说,有时突然产生了一种观点,即对曾经考察过的一些地点及其民族文化的历程,又有了新的认识,并且据此得出新的结论。比如,就女真人的文化历程的性质来说,具有混合的特点,而从其文化的民族内容来说又是独特的。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测算研究——以广东省五华县为例

以广东省五华县为例,以行政村为单元,在政策指标测算法的基础上,从自然环境状况、经济保障能力和社会因素等3方面构建理论潜力修正模型,将理论潜力修正为可实现潜力,并根据土地适宜性评价估算增加耕地潜力,以期为科学编制农村土地整治规划提供依据。研究表明,五华县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分散、规模小、空间差异显著,呈现出沿河谷、沿交通线路分布的典型特征。到2020年,农村居民点整治理论潜力为5683.91 hm²,北部村庄的整治潜力较大;可实现潜力修正系数为0.54,与理论潜力相差较大,各行政村之间差异明显;新增耕地潜力系数介于0.32-0.94,预计新增耕地1943.41 hm²,琴江、五华河沿线村庄的新增耕地潜力较大。建议实施差别化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对策,推进五华县农村土地整治。     

中日婚嫁习俗比较

古代日本的婚嫁与东北亚诸民族的婚嫁文化是有联系的。我是在研究中逐渐形成这一认识的。关于东北亚姻婚文化与日本姻婚文化的共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寡妇相继婚、姐妹型一夫多妻制; 二、成婚礼仪的共性,即在婿方迎亲那天出阁,第三天回门等成婚礼仪;     

感喟滇池

差不多从开始涉世时,知道了滇池,就如同知道了梅兰芳、筱白玉霜、新凤霞、王昆、郭兰英一样。却不敢奢望一睹她的芳容,因为太遥远。1994年12月7日,国内旅游交易会在云南昆明举行,终于有了机缘相见,却见出了一肚子的疑窦和惶惑。人易老,天难老,湖也难老,滇池应该永远是梦中的倩影。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干部教育

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力图将干部培训统一规范化,但积习难改,举步艰难。各地均意识到“政治重于军事”、“训练重于作战”,各种政治势力,比如新疆盛世才、山东韩复渠、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和刘文辉等打着“抗战建国”的旗帜,大办地方干部培训。1928年3月,国民党中央曾经设立训练部,但实际运作一段时间后,与中组部、中宣部因权责不清导致互相推诿的事件时有发生,最终被裁撤。这一时期,全国就有188个省部级的干部培训机构,培训人数高达7万人之众。这些培训机构名称五花八门,有团、班、所、校等,培训课程及时间也不一而足。     

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

1973年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化石戈公社台吉营子大队胡头沟村社员,在村西南2公里许牤牛河东岸断崖上,发现一座被河水冲蚀的石棺墓,从中取出玉器多件。阜新市文化局、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于当年7月对此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在墓上揭露出一个大石围圈和排列有序的彩陶筒形器群,还在南侧清理了另一座随葬玉器的多室石棺墓。经过对地层堆积的探掘分析并同邻近地区有关发现进行比较,我们确定这两座玉器墓和墓上的石圈、彩陶筒形器,均属红山文化的遗存;这里是一处红山文化墓地。在墓地中部,还清理了打破这个墓地的三座春秋时期墓葬。     

谢济世及其注书案

谢济世及其注书案张捷夫谢济世（１６８６年—１７５４年）,字石霖,广西全州人,清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年）进士,官至都察院监察御史。由于他正直刚强,不畏权势,被称为“直臣。”“他矢志报国,以利国利民为己任,对朝廷弊政、官场腐败现象,或直言上疏,提出批评...     

林伯渠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

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到社会主义革命,奋战了近六十个春秋,是我党少数几个从同盟会时期起就投身革命的老革命家之一。他从事过政抬、党务、军事、经济和文教等多方面的领导工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被誉为共产党的理财专家。在他的经济活动中,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我们党在民主革命     

民国时期的集团结婚

婚礼改革是民国时期一项重要的移风易俗活动,它包括婚制和婚仪这两方面的改革,其中又以婚仪改革的成果为大。而滥觞于30年代中叶的集团结婚,则是这种婚仪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尤为引人注目。     

马王堆汉墓出土《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发微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谈相马的帛书。由有关专家组成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对它进行了整理,写出释文,定名为《相马经》。《释文》刊于《文物》1977年第8期。同期《文物》并刊有谢成侠同志的《关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的探讨》一文。十年来,再未见到有关这部帛书的研究。《文物》所刊这两文提出的看法便成为定论,被一些著作和论文所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