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与东亚世界:以出土印章为线索

2010年2月27日至3月4日,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ESF)和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简称JSPS)在日本福冈联合主办题为"欧亚帝国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s of Empires in Asia and Europe:Complexity,Contingency,Causality")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月28日,大会邀请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九州历史博物馆馆长西谷正先生(Tadashi Nishitani)发表题为"汉帝国与东亚世界"的主题演讲①。西谷正先生的演讲以日本福冈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朝鲜平壤贞柏洞出土的"夫租君"银印、中国云南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江苏甘泉出土的"广陵王玺"金印等为线索,以汉王朝的册封制度为视角,对汉帝国与周边政权的外交关系作了全面探讨,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承蒙西谷正教授面允,笔者将演讲稿由英文转译成中文,以飨国内读者。需要说明的是,演讲稿原文无注释,为方便读者,译者对演讲稿所涉及的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一一作了注解,中国学...     

亚洲各地的婴儿“剃胎毛”礼仪

1992年,我有幸在北京同中央民族大学的陶立瑶教授谈起中国的产育习俗。我们讨论到中国与日本一些习俗的共通点,我想它也是韩国等其他国家与地区所共通的礼仪。1995年,我在韩国就那里的产育习俗做过访谈,也发现有一些与日本产育礼仪共通的地方,比如有关“剃胎毛”的礼仪。所谓“剃胎毛”礼仪,是指给出生后不久的孩子剃除胎毛的仪式,包括剃胎毛的日期、方法、缘由、民俗称谓等很多方面的内容。剃胎毛这种为新生儿举行的仪式在日本各地都能见到。     

“居延考古学术研讨会”侧记

20 0 3年1 0月1 0—1 3日,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居延考古学术研讨会”在著名的居延汉简出土地———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隆重召开。与会的五十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分别就居延地区的考古学专题研究、居延汉简的最新发现与整理、中国北方边疆及其相邻地区古代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谢桂华研究员关于第三批居延汉简发现与整理情况的介绍引起广泛关注。从1 998年开始,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     

云冈石窟的皇帝大佛——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

在象征北魏平城时代的云冈石窟中,有七座高13-17米的大佛。这些大佛以北魏皇帝为原型雕凿,是体现北魏佛教特性的重要作品。作者认为,在初期昙曜五窟四座如来像中,第20、19、18窟大佛为"鲜卑皇帝大佛",第16窟大佛则为"中国皇帝大佛"。三座"鲜卑皇帝大佛",以《魏书》所载初代道武帝的奇特容貌为基础,用魁梧的身躯、巨大的耳朵和眼睛强调了鲜卑王的彪悍。"中国皇帝大佛"则身着汉式衣装,表情睿智,俨然是知书达礼的中国皇帝。从"鲜卑皇帝大佛"到"中国皇帝大佛",反映了北魏英雄形象的转变。对于第13窟并排站立的七身中国式如来像,作者认为与天子七庙制有关,很可能是"七帝七佛造像"。     

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视角看近现代日本的扩张战略——评《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

武汉大学教授熊沛彪博士撰写的<近现代日本霸权战略>一书,于2005年9月正式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熊沛彪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历经数年的深入研究、补充、打磨之后推出的一部具有相当学术功力的日本近现代对外侵略扩张史研究专著.     

旅游地调查法(摘译)

旅游地调查法,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基本上和地理调查法及地理学的其它领域的调查法没有什么区别.在此,就旅游地调查概要,结合实际作一叙述,以供参考.一、调查目的的确定旅游地的调查,首先必须明确调查目的,即要明确为什么而进行调查,否则,即便搜集了资料,也不能对资料进行分析和在研究中正确使用这些资料.然而,调查的目的视研究者对问题的看法而异,其调查法当然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怎样,在确定了调查目的,实际调查时,重要的是具体掌握旅游地构成的各种现象的实际情况,调查的全部精力需要集中在阐明产生这种事态的原因及其意义上.具体地说就是要参照关于旅游地理     

“亲日”与反日——抗战时期朝鲜华侨的艰难抉择

卢沟桥事变后，滞留朝鲜的华侨无奈下必须谋求与日本当局保持和睦关系，尤其是驻京城（汉城）总领事馆面临二选一的艰难抉择。南京陷落促使驻汉城中国总领事范汉生脱离蒋政权，支持南京汪伪政权，朝鲜华侨遂宣布支持临时政府，成为日本友邦国国民。1940年代，八路军利用朝鲜华侨进行反日，仁川事件使朝鲜华侨与日本殖民当局矛盾激化，日本对朝鲜殖民地的统治开始受到来自南京汪伪政权管理下的总领事馆和普通华侨这两方面势力的动摇。     

从格尔茨反思到艺术自觉:普世与特殊的中和

格尔茨逝世4年后,他的Life among the Anthros and Other Essays1于2010年出版。他在书中回顾自己的治学历程,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评论人类学界内的公案和学科本身的发展,高度自觉,充满反思,富于启迪。萨林斯和奥贝塞克拉(Obeysekera)围绕夏威夷岛历史以及库克船长被杀事件展开争论,互相指责对方是族群中心主义。这本身很有意义:任何鼓吹同一性的学者都会受到本身文化特殊性的制约;同时,极端的特殊主义也不符合人类具有超常交流能力的事实。人类学不必急于对普世和特殊做价值判断,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意义,在人与人的临场交流中寻找答案。艺术生活是普世与特殊相统一的过程,由无数临场的艺术活动构成,具有自觉和他觉的互动特点,也具有反观和反思的辩证规律。艺术不仅仅是"走表"的娱乐,而且还是诗学创造与和睦共生的"大道",能够通过形物体验、精神升华和美韵交流,把普世与特殊中和起来,达到生存交互性和互属性。深入生活,体验生存,这是避免极端普世主义与极端特殊主义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