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日本的五代宋元史研究

2007年有关五代宋元史研究的著作相当丰富,而最让笔者惊叹的则：是梅原郁的《宋代司法制度研究》（创文社）。这部巨著引用史料灵活得当,甚至可以说提供了迄今为至有关宋代裁判制度最为鲜明清晰的鸟瞰图,令读者不忍释卷。而给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书的厚重感,而是本书开篇的“弁言”当头棒喝,言辞犀利犹如痛斥,直催青年学者猛醒。他说道,作为专攻中国史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竟然缺乏本来是入门者就应该掌握的常识性知识。这似乎令人感到有点低估我们的评价,但笔者却不得不承认它是切中肯綮的。     

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

佛教造像中所表现的供养人像不仅是制作和礼拜佛像的佛教信徒的形象,同时,作为皇帝的臣民、国家和社会的一员,也是他们想确立自我存在的一个形象.本文阐述了佛教造像这一宗教活动是被利用为向统治者和社会表达意志的一个"场所",供养人像的一个主要功能即是其表现手段.现存佛像当中并非都是中央地区精美的作品,也存在很多地方和民间制作的拙劣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从美术史的角度评价较低,但实际上,作为向国家和社会传递意愿的一个纪念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佛教美术研究当中不能只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也有必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     

怎样破解《格萨尔》说唱艺人的

同其他民族史诗和民间文学作品一样,《格萨尔》基本的传播方式有两种：一是靠民间艺人口头传唱;二是靠手抄本与本刻本保存和传播。而最基本、最主要的是靠众多的民间艺人世代相传。因此,对说唱艺人的研究,应该是《格萨尔》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文章论的接受及其展开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接受了宋儒的文章论,并与中国人一样致力于“古文”的创作和对古人之心的体悟。这实际上是对“儒教”的再发现,把儒教内化为自我精神的一种思想搏斗。理解古代、体悟古人的这一方法论创造出日本独有的学术——“古学”,并由此产生了日本的国学。同时,宋学的文章治藉由《古文真实后集》的流传而渗透社会各个阶层,催生出江户时代的多种文艺样式,并创立了近世和文的规范。     

2009年日本史学界的明清史研究

绪论。首先要说明的是,本稿选取的约120种研究明初至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前后）的论著中,有关中国与其他地区关系的研究成果占到半数以上。这种潮流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到“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东京大学“特定领域研究”）、“东亚文化交涉学”（关西大学“全球化COE”）等大型研究计划的影响,但仅此也并不足以阐明其根本原因。     

日中共同历史研究有关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研究成果

臧运祜教授和户部良一教授在日中共同历史研究成果中,阐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及其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双方的论述收录在报告书《近现代史》第2部第1章《从九一八事变到中日战争》中。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臧运祜详细介绍了中方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而户部良一则论述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决策过程。两者的基本态度都是根据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始史料和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论述,但在判断史实的重要性和对史实的认知方面,双方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文着重于双方的不同之处,在梳理各自的论述之后阐述笔者的认识。     

二战后日美之间的冲绳行政权归还交涉

二战后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收复冲绳主权。经过日本历届政府多年的努力,到佐藤政权时期日本终于成功地收回了冲绳施政权,并实现了＂撤出核武器和本土一样＂的归还目标。但日本收回的是对冲绳的行政管理权,美军在冲绳不仅依然保有其军事基地,而且还拥有相当的军事行动自由。为此,日美还专门签订一份保障美军行动自由的秘密协定。冲绳问题的解决对于日美两国来说是一次外交上的双赢。它不仅成功解决了二战后日美之间的领土问题,而且成功实现了日美关系的转换。从此日美关系从日本对美依附走向了日美相互依存。     

汉帝国与东亚世界:以出土印章为线索

2010年2月27日至3月4日,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ESF)和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简称JSPS)在日本福冈联合主办题为"欧亚帝国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s of Empires in Asia and Europe:Complexity,Contingency,Causality")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月28日,大会邀请九州大学名誉教授、九州历史博物馆馆长西谷正先生(Tadashi Nishitani)发表题为"汉帝国与东亚世界"的主题演讲①。西谷正先生的演讲以日本福冈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朝鲜平壤贞柏洞出土的"夫租君"银印、中国云南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江苏甘泉出土的"广陵王玺"金印等为线索,以汉王朝的册封制度为视角,对汉帝国与周边政权的外交关系作了全面探讨,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承蒙西谷正教授面允,笔者将演讲稿由英文转译成中文,以飨国内读者。需要说明的是,演讲稿原文无注释,为方便读者,译者对演讲稿所涉及的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一一作了注解,中国学...     

“居延考古学术研讨会”侧记

20 0 3年1 0月1 0—1 3日,由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居延考古学术研讨会”在著名的居延汉简出土地———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隆重召开。与会的五十余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分别就居延地区的考古学专题研究、居延汉简的最新发现与整理、中国北方边疆及其相邻地区古代文化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其中,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谢桂华研究员关于第三批居延汉简发现与整理情况的介绍引起广泛关注。从1 998年开始,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     

云冈石窟的皇帝大佛——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

在象征北魏平城时代的云冈石窟中,有七座高13-17米的大佛。这些大佛以北魏皇帝为原型雕凿,是体现北魏佛教特性的重要作品。作者认为,在初期昙曜五窟四座如来像中,第20、19、18窟大佛为"鲜卑皇帝大佛",第16窟大佛则为"中国皇帝大佛"。三座"鲜卑皇帝大佛",以《魏书》所载初代道武帝的奇特容貌为基础,用魁梧的身躯、巨大的耳朵和眼睛强调了鲜卑王的彪悍。"中国皇帝大佛"则身着汉式衣装,表情睿智,俨然是知书达礼的中国皇帝。从"鲜卑皇帝大佛"到"中国皇帝大佛",反映了北魏英雄形象的转变。对于第13窟并排站立的七身中国式如来像,作者认为与天子七庙制有关,很可能是"七帝七佛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