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五年战争的所谓“稳定”期——走近“日中历史共同研究”

2010年1月31日《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期报告书》公开发表（以下简称《报告书》）。《报告书》中提道：“双方学者均认为：在学术研究领域存在意见分歧是正常现象;在就战争责任的认识取得基本共识的前提下,通过学术讨论、资料交换与观点的交流,可以加深相互间的理解,缩小认识的差异。迄今为止的共同历史研究,双方学者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进入了‘即便不赞成对方的意见,但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阶段。     

寻访最后的藏獒

（一） 3月25日清晨，双休的日子，几缕透过阴云的阳光，若有若无地抹在兰州市区喧嚣的马路上，一剐庸懒的模样。两辆白色的切诺基越野车，精神抖擞，干净利索地摆脱了嘈嘈杂杂的繁华，奔出兰州的“南大门”西果园，一路飚去，穿过七道梁隧道，绕行东乡县的盘山公路，擦着临夏城边，驰向甘南藏族自治州，去为“寻找最后的藏獒。自驾车探秘之旅做踩线考察。     

贵州腹地慢悠悠

论知名度，贵州或许不及邻近的“天府之国”和“彩云之南”；论山水。贵州也少见如青藏高原上的皑皑雪峰或是童话世界九寨沟一般的偶像式景观。但贵州真正吸引我的，恰是散落在崇山峻岭中的小城、小村、小寨和安居其中的人们。那些此时此刻正鲜活上演的“非主流”生活和多姿多彩的“少数派”文化，有着并不逊色于名山大川的独特魅力。     

日本与德国的战争责任及战后补偿

1894年日清（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到1945年为止,日本侵略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及强制劳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731部队）、细菌·化学毒气武器等,日本战争犯罪所涉及的方面是极其广泛的。然而,日本政府     

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

孙定国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哲学家,由于遭到康生的嫉恨而被逐出中央党校,后因不堪批斗和凌辱而自杀。在他的遗书中有对党的忠心表露,还有对匿名者的揭发批判。作为哲学家的孙定国在政治高压下心灵畸变,终于不堪重负,因无望和绝望弃世而去。《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述说了那段沉重的历史。     

谷正伦兄弟的最后岁月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以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已呈现总崩溃的局面,八月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国民党贵州省政权赖以作为前沿屏障的门户大开,当时国民党在贵州的野战部队早已调到内战前线,贵州只有6个保安团维护地方治安。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人民解放军所歼灭,该政府的国防部即令在各地招兵买马,贵州也按伞令成立了编练司令部组训兵源,继后用这些新招的兵员在贵州编组了43军与89军。     

2007年日本的五代宋元史研究

2007年有关五代宋元史研究的著作相当丰富,而最让笔者惊叹的则：是梅原郁的《宋代司法制度研究》（创文社）。这部巨著引用史料灵活得当,甚至可以说提供了迄今为至有关宋代裁判制度最为鲜明清晰的鸟瞰图,令读者不忍释卷。而给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书的厚重感,而是本书开篇的“弁言”当头棒喝,言辞犀利犹如痛斥,直催青年学者猛醒。他说道,作为专攻中国史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竟然缺乏本来是入门者就应该掌握的常识性知识。这似乎令人感到有点低估我们的评价,但笔者却不得不承认它是切中肯綮的。     

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

佛教造像中所表现的供养人像不仅是制作和礼拜佛像的佛教信徒的形象,同时,作为皇帝的臣民、国家和社会的一员,也是他们想确立自我存在的一个形象.本文阐述了佛教造像这一宗教活动是被利用为向统治者和社会表达意志的一个"场所",供养人像的一个主要功能即是其表现手段.现存佛像当中并非都是中央地区精美的作品,也存在很多地方和民间制作的拙劣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从美术史的角度评价较低,但实际上,作为向国家和社会传递意愿的一个纪念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佛教美术研究当中不能只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也有必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     

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

●八路军名将左权将军是中共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最高级别的将领。左权牺牲前曾被视为“托派”,虽然他仍受到重用,在红军及八路军时期屡建战功,但长期背负这一沉重的包袱不能洗刷清白,使他极为苦闷。在《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一文中,对左权的牺牲提出了疑问,并对其“托派”嫌疑的由来及相关问题作了回顾。     

身后李大钊

李大钊同志死后,当时《晨报》报道：“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当时的急务是李大钊的安葬,幸有梁漱溟、蒋梦麟和章士钊、吴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