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时期的一些情况

我出生于1914年（民国3年）,山西省雁北地区怀仁县人。自幼嗜读经史,奋发向上。从大同三中毕业后,我于1932年背负简单行李经本县金沙滩徒步南下,过山阴城搭乘马车翻过雁门关,穿越忻定盆地,行程600多华里,辗转一周后到达省城太原。原意是想考山大法政科系,因从该系毕业后出路较好,可充任法庭职务,还有较优渥之薪资,但因实无力缴纳学杂支出费用,只好放弃。     

父亲常书鸿与他的敦煌情缘

70多年前,在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一次偶然邂逅,彻底改变了来自西子湖畔的青年画家常书鸿的生命轨迹。为了心中那份召唤,他放弃了繁华优越的巴黎生活,来到黄沙漫天的莫高窟,更将此后60年的荣辱沉浮和恩爱情怨都留在了大漠深处的敦煌石窟中。 因为出生于敦煌而被父母取名为“嘉煌”——在57岁的常嘉煌看来,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他和敦煌的一份解不开的缘,由此他才会放弃在日本的多年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又回归了敦煌。     

我亲历了汶川大地震

我叫代必芬,是湖南省慈利县零阳镇卫生院的一名普通护士。 5月12日是护士节,在县卫生局的统一安排下,我和13名来自不同乡镇卫生院的姐妹到成都参加“医疗质量与病人安全管理”培训学习,由此亲历了强烈而惨痛的汶川大地震。     

我与王洪文“打官司”

1968年我奉命担任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和“四人帮”中的两个成员——王洪文、张春桥打了一场“官司”,从而惊动了毛主席、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中央政治局若干领导同志,后来搞成了一桩冤案。若干年后又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示平反,这段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一个法官眼中的胡风案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上书的三十万言书。     

家父车子谦先生往事

（一） “喝好茶,找益记”,这是上世纪40年代武汉上层社会中的一句流行语。“益记”是指我祖父车心寿创办的车益记茶庄,它曾被誉为“武汉四大名店”之一,足迹遍布武汉、广州、重庆、湖南等地,盛名享誉全国。     

我任安徽省知青办主任的往事

我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14岁参加由党直接领导的秘密学生组织——上海市学生协会,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赴苏北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军队工作。"文革"中调陆军第12军参加安徽省军管工作,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在地方工作了10年。我的军管工作1967年3月,遵照毛主席"三支两军"的指示,我奉命赴安徽省参加军管工作,先后任安徽省军管会文卫办公室主任、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     

我所了解的放炮能手常根虎

红旗渠建设期间，我在总指挥部办公室工作，对常根虎的大名时有耳闻。但是，百闻不如一见。在修建白家庄空心坝时，我曾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和他接触较多，感到他确实是名不虚传。     

草莽英雄？书香门第？——忆我的父亲韩复榘

社会流传关于韩复榘的笑话很多，说他没文化，不仅是老粗，而且是大老粗。但在他的次子眼里，韩复榘并非一介武夫，他出身书香门第，旧学颇有根底。能诗，善属文，尤以书法见长。     

一位援鄂天使的自述:在樱花盛开的地方战斗

我叫许秋英,是宜宾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一名护士。1月28日,我和同事共同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途。从这一天起,我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心武汉战斗了50多天,经历了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报名上前线"我自愿申请参加医疗队,支援武汉……"听说宜宾将组建医疗队前往武汉救援的消息后,我第一个向科室请缨。当时根本没考虑那么多,也没和家人商量。我心里想:家里还有个弟弟,他可以照顾母亲和去年刚做了手术的父亲,我没有后顾之忧!直到赴汉名单确定,我才告诉母亲我要去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