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参加剿匪战斗的回忆

1926年4月,我出生在鲁山县瓦屋乡上孤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郭世秀,靠给地主家种地维持全家的生计。背孜、瓦屋一带解放后,我们附近的几个山村成立了农会。我给农会主席雷云让当护兵。[第一段]     

赵树理关心知青工作二三事

“文革”前,知青运动就已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早在1964年,晋城作为山西省的一个大县,已经搞起了试点。至1966年底,先后分期分批动员了上千名知识青年到县属十几个乡村插队落户,参加农业劳动。     

一个国民党中将的改造历程

改造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国民党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给出的答案是27年。在这27年里,黄维是如何被改造的?他为何拒绝改造?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后,黄维真的是如外界所言,至死都想去台湾?在黄维去世20多年后,其女黄慧南向我们讲述了其父亲的改造岁月和晚年生活。在黄慧南家中,我们一起听黄维在1980年代的对台广播。在这个需要仔细聆听的嗓音中,黄维回顾了作为战犯的27年。他对国民党不想背叛,对共产党不想离弃,始终想保持独立的人格。     

陈毅病中为我写证明

正2014年1月6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陈毅元帅逝世42周年纪念日。陈老总是我最敬爱的良师,是他领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直关怀着我的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虽身处逆境,却仍为我出具证明使我获得解脱。这一切,令我终身难忘。"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在公安部任十二局副局长,因所谓"窃听器事件"和"隐匿刘少奇材料"等"滔天大罪",被打成"黑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所知道的邓颖超往事（上）

1954年,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机要干部学校毕业后,转业到了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3月,我调到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从此在西花厅工作了长达37年。其中足足有27年,我作为邓颖超同志秘书为她服务,直至她去世。这些年,她对我的培养、教育、信任、关怀与爱护,我永远不能,也不会忘记。     

与改革同行——亲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5年（下）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溉这个《决定》,对于怎样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起草工作我也参加了。     

刘仁文:法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

认识法学家刘仁文先生有很多年了,当时我正在一家报纸编副刊,时常跟刘仁文先生约稿。他像一位老到的民国笔杆子,既给评论版写评论,也给副刊版写随笔,笔锋变化多端,常有惊人之语。我在报社服务七八年后离开,之后和刘仁文先生就少有联系了。     

中央大学同学(下)

徐璋与王聿峰在我的同学中,徐璋是个奇人、怪人,他是罗伯特·温德(清华、联大人回忆时常会提起的外籍教授)的高足,书读得好,温德特别欣赏他,让他毕业后留校给自己当助教。没想到他后来会服氰化钾自杀。     

鲁敏:我的幸福就是别人的书房里摆着我的书

我认识鲁敏老师,首先是通过她的作品。我读过她的《墙上的父亲》,可能因为我是男性,是父亲,很容易因父爱共情,我被作品里那股深沉而持久的爱所折服。之后,《此情无法投递》《六人晚餐》《奔月》等作品陆续挤入我家书房。     

晋察冀野战军转战记事（上）

主动进攻 扭转战局 1946年10月,晋察冀军区决定由我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长,耿方琦同志任副科长。我向组织和肖克司令员、罗瑞卿政委、耿飚参谋长分别提出建议,由耿方琦同志任科长,我任副科长。理由是：耿方琦同志年龄比我大,各方面比我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