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树备：我与“汪辜会谈”（下）——纪念“汪辜会谈”20周年

“汪辜会谈”一个多月后,李登辉提出加入联合国 虽然“汪辜会谈”迈出了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但是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即1993年6月,李登辉就提出要加入联合国。大陆方面对此当然坚决反对,随后两岸之间展开了外交上的重大较量。     

“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在中共中央高层工作长达50多年,没有人可以计算清楚他参与起草、修改的重要文献和文章到底有多少。这些文献,不仅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也已成为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的经典文献。他就是被邓小平称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胡乔木。胡乔木是如何成为“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     

我们和陈永贵合了影

前几天整理照片时,翻出了一张拍摄于1967年我第一次参观大寨和陈永贵的集体合影照片,只见照片中大寨窑洞前,革命标语随处可见,大红的旗帜迎风飘扬,头带白毛巾的陈永贵被簇拥在人群中间,大人们都穿着那个时代流行的军装,手举语录本,我们几个女孩子坐在前排,我那时刚刚16岁,还是个中学生,两个小辫俏皮地翘着,臂上带着红袖章,脚上穿着方口布鞋,一脸的兴奋,看着照片上的情景,我的思绪一下就回到     

父亲武和轩与民革上海市委

父亲作为"民联"代表参加民革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50年我父亲调到上海。在此之前,1949年年底,民革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并不叫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开一个全国大会,"第二次"是这次会议结束后才定下来的,因为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召开了代表大会,所以这次大会也成为民革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和周副主席在一起

1935年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在新编师任指导员。那时,张学良的东北军正在陕北“剿共”。我们和东北军打了几仗,俘虏了许多东北军官兵。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训练俘虏兵,并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由于我们人手少,所以工作十分紧张。     

西藏鸟瞰

从73年开始搞摄影,当时拿了部队拍黑白新闻照片用的相机开始玩,玩着玩着就喜欢上了,成为庞大摄影队伍中的一员。     

晋察冀野战军转战记事（上）

主动进攻 扭转战局 1946年10月,晋察冀军区决定由我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作战科长,耿方琦同志任副科长。我向组织和肖克司令员、罗瑞卿政委、耿飚参谋长分别提出建议,由耿方琦同志任科长,我任副科长。理由是：耿方琦同志年龄比我大,各方面比我老练。     

我就读山西大学教育学院时期的一些情况

我出生于1914年（民国3年）,山西省雁北地区怀仁县人。自幼嗜读经史,奋发向上。从大同三中毕业后,我于1932年背负简单行李经本县金沙滩徒步南下,过山阴城搭乘马车翻过雁门关,穿越忻定盆地,行程600多华里,辗转一周后到达省城太原。原意是想考山大法政科系,因从该系毕业后出路较好,可充任法庭职务,还有较优渥之薪资,但因实无力缴纳学杂支出费用,只好放弃。     

父亲常书鸿与他的敦煌情缘

70多年前,在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一次偶然邂逅,彻底改变了来自西子湖畔的青年画家常书鸿的生命轨迹。为了心中那份召唤,他放弃了繁华优越的巴黎生活,来到黄沙漫天的莫高窟,更将此后60年的荣辱沉浮和恩爱情怨都留在了大漠深处的敦煌石窟中。 因为出生于敦煌而被父母取名为“嘉煌”——在57岁的常嘉煌看来,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他和敦煌的一份解不开的缘,由此他才会放弃在日本的多年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又回归了敦煌。     

一个法官眼中的胡风案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上书的三十万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