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偎水与张学良未了的笔墨契

张学良,是20世纪中国颇具传奇魅力的历史人物之一,其生前为之筹撰传记的士墨客何止千百。内中有一个,乃名章回小说家张恨水,两人并因之而结下了一段惺惺相惜的未了的笔墨契。这是许多后人都鲜闻未知的。     

“共产党曾策反我”

吴国桢(1903—1984)字峙之,湖北建始人,是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的最后一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946年5月,他的前任钱大钧把一副百弊丛生、民怨沸腾的烂摊子移交给他。蒋介石指望吴能够不负重任,稳定上海,以助自己在内战     

一个日本人笔下的“旅顺大屠杀”

10年前,一位名叫井上晴树的日本作家来中国访问。极偶然地,他在大连街头的露天书摊见到一本小册子：《旅顺大屠杀》。书的封面上,那些“日本兽兵”、“屠城之最”、“残暴绝伦”的刺目的字及照片,令其惊异不已。因为在此之前,这位东京早稻田大学学部毕业又素来偏好历史的井上先生,一直自认为对于当初1894年的那场中日甲午战争并非缺乏了解,但是,尽管年近五旬,他却从来未曾在本土听说,     

青年蒋经国与“江浙同乡会”冤案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活动的回忆文字里,几乎都提到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这起由王明等人一手炮制的“莫须有”案曾经闹得满城风雨,耸听一时,株连冤累许多无辜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就有留学苏联中山大学的青年蒋经国。     

雷震在国民参政会

雷震在台湾“《自由中国》事件”中,出演的是一个公开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向国民党的威权政治发动挑战的“民主斗士”的角色。然而很多人不知:当初,在蒋政权败走台岛之前,雷震却是国民党上层幕僚圈子内一个拥蒋而颇得蒋信重的人物,至少,在国民参政会期间(尤其是后期)是如此。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既不想放弃独裁统治,又不能不对国人摆出一副“开放政权,倾听民意”的姿态。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强烈敦促下,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其时“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的最高咨询机关。依照《国…     

一个美国记者的正义揭证——《时代》周刊特派员白修德与1942年河南大灾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当口,华北、华东和华南的诸多省份,除了兵燹肆虐,又迭遭旱、涝、虫、雹之灾。其中,河南的灾情尤烈。全省110个县,田地绝收,饿殍盈野,而国民党政府却依旧征粮课税(军粮及实物税),竭泽而渔,千百万灾民挣扎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转年,灾荒愈加严重,骇人的消息不断传至陪都,最高当局仍讳莫如深。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出该报记者发     

1948：沈怡苦对戴高乐请柬

1948年9月14日,一份发自塞纳河畔的巴黎专函,由法国驻华使馆转交,摆到了南京特别市市长沈怡的案头。专函内,是一份精美的请柬,由法国名的“二战”民族英雄戴高乐亲笔签署。     

文学才子与封疆大吏的托孤之交

郁达夫(名文,以字行,又字荫生,1896—1945)生前才情卓异,交游天下。有人评说他是”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界“交游最广、朋友最多的一个”,此言不虚。在郁达夫的诸多旧友新知中,有一个人物颇值得注目：此人曾足国民党内声势煊赫的“新政学系”巨头之一,又数度出任国民政府的封疆大吏,他还是一位行伍起家、久历征战     

历史上的“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一尊永垂不朽的英雄群雕。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这六位为“维新变法”献身的先烈,无疑将被国人长缅而景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以“六君子”著称者,却并非只是晚清的“戊戌”诸杰,宋、明两代,就分别有前后“六君子”。他们的英名与事迹,也是很值得为后世所知闻记怀的———南宋宁宗前期,赵汝愚任右丞相。赵少存大志,每言“丈夫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他入仕后,勤兢秉公,“自奉甚薄”,即使身居相位,大冬天仍旧素衣布裘。赵汝愚很想如司马光、范仲淹,在政治上成就一番事业。此时,善于奸谲钻营的外戚韩佗胄（韩母吴氏为宋高宗赵构的妻妹）,则视其为上爬揽权的拦路石,必欲除之而后快。韩纠聚党羽合谋,诬陷赵汝愚“图危社稷”。庆元元年（公元１１９５）,赵遭罢相,被逐出临安（今杭州）,贬谪福州。太学生（太学,类同“国子监”,均为中国古代最高学府）杨宏中获悉,当即倡言同学上书朝廷,“辨大臣之冤”。但“众皆噤避”,独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五人“愿预其议”。他们在上书中直辞反对罢黜赵汝愚,痛斥韩佗胄此举“实欲尽去正人以便其私”。然而这份奏折未得呈报,反落到了韩佗胄手里。韩氏暴怒若狂,...     

晚节不堕的王一亭

1937年11月,上海不幸陷落日寇之手。不久,枪刺挑着的“膏药旗”闯进了沪上租界区;又不久,满脸狞笑的日本军部代表,三番五次找到“白龙山人”王一亭位于爱义路(今北京西路)的居所“觉园”,“客气”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