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谱牒学概论

两汉时期的谱牒学在谱学发展史上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原因在于这些学者认为只有私家之家谱、族谱才算是谱学著作。本文认为论述家族姓氏起源及发展的论著和论述帝王世系的史表同样是谱学著作。因此,《史记》等史书中的各类史表,以及王符、应劭等人专门论述姓氏的诸多论著便一同构成了两汉时期谱牒学的重要内容,且相当丰富多彩。     

国家邮政局向剪纸艺人道歉 法院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陕北剪纸能手白秀娥告国家邮政局、国家邮政局邮票印制局侵犯其著作权，并索赔100万元。此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后，判决两被告赔偿白秀娥88222元并当面道歉。此判决已被北京市一中院强制执行完毕。     

贵阳城北李家坟与几位黔籍名士

在贵阳城北阳关与粑粑坳之间的川黔公路旁，有一个地名叫李家坟。1927年底，因享誉京师的清末良吏、贵阳人李耀初与原配夫人杨氏归葬于此而得名。李家坟原属贵筑县白云区阳关乡，后隶属贵阳市乌当区野鸭乡，现为金阳新区金岭社区上寨村李家坟村民组。李氏墓前原立有一排硕大的石狮和一对高耸的石华表，系民国时贵阳城北川黔公路上的标志性建筑物。     

自甘寂寞的薄太后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这福祸相依的辩证思想,既是对客观真理的一种揭示,也是对人们为人处事的一种告诫。汉高祖刘邦的两个嫔妃（戚姬和薄姬）的命运,可以说是对老子这一辩证理论的注解。     

仓修良教授访谈录

问:仓先生,您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40余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目前国内史学史研究的资深专家,能否谈谈您的治学经历呢?1958年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起初主讲中国古代史与历史文选课程。1961年开始,高教部规定综合性大学历史系必须开设史学史课程,于是系里决定我改教中国史学史,当时我要求到北师大跟随白寿彝先生听课半年,竟未获系里批准,从此下决心要在这个学科做出点成绩。通过研究,我发现方志学与谱牒学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分出的两个旁支,清代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方志学家章学诚就成为我的研究重点。没想到在1964年的…     

葡萄牙总统席尔瓦:用足球协调政治矛盾

在葡萄牙,足球是唯一能够上升到国家高度的运动项目;从城市到农村,从内陆到沿海,足球是唯一能够沟通不同种族、宗教和生活习惯的人群的语言;从民间到政府,从百姓到总统,足球是唯一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和利益驱使的交流渠道……     

回顾胡乔木同志的方志理论——纪念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讲话发表20周年

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讲话发表已经整整20周年了。20年来,我国在各方面都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方志事业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近年来在学术界却刮起了浮躁、趋时两股不正之风,当然也同样影响到方志学界。此时此刻,我们认真回顾一下胡乔木同志当年对方志的各种论述,应当会有所补益。     

从日本学者来信再谈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

我们向来认为,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优良的化传统。还在1958年10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地方志小组发布的《关于新编地方志的几点意见》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方志是我国一项独有的化遗产”。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地方志小组是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设立的,其成员都是名的专家学,组长为曾三,大家比较熟悉的专家有吴晗、齐燕铭、王冶秋、侯仁之、严中平、刘大年等。这个《意见》正是由他们这些人研究制定的。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代表了国家的意见。因为无论从组织还是这些参加成员,都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又一部实实在在的方志学术论著——喜读《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

《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介绍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的过程和轨迹,下编是中国地方志东传日本的总目录。该书作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了大量的考证和查询工作,统计出目前在日本各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地方志有4028种,并将这些方志的版本及藏地作了详细介绍,既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地方志东传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去查询这些志书。     

江西靖安老虎墩史前遗址发掘简报

老虎墩遗址位于江西省靖安县城西北约15公里,在高湖镇中港村邓家自然村东约200米的台地上。2009～2010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靖安县博物馆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发掘,揭示出从史前时期到明代中期的文化内涵。本文主要对老虎墩遗址的史前遗存进行了介绍,分为下层遗存和上层遗存。下层遗存有房址、道路、灰坑等,出土有石器和陶器;上层遗存有墓葬、房址、灰坑,出土器物主要是陶器。下层文化陶器表现出较早的形态,初步推断其年代在距今6000年之前;上层文化可能是江西省一支新的古文化类型,年代距今5000～45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