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的供状》与周扬、冯雪峰交恶

周扬、冯雪峰皆为文化名人,1931年在周扬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冯雪峰认为这是错误的,并提高到“违背党的策略”的高度。对此,周扬完全不接受。两人因此交恶。历时近半个世纪,直至1975年才“相逢一笑泯恩仇”。《〈汉奸的供状〉与周扬、冯雪峰交恶》一文详细介绍了两人交恶的来龙去脉,论证缜密,资料翔实。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之后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后,整顿党风、重新恢复被“文革”搞乱的党的优良传统,就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凸现在全党面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进行了一段时间     

胡耀邦对两场文艺风波的关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欢呼声鞭炮声震撼中国大地,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在批判"四人帮"的勃然呐喊逐渐归于理性的平静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就凸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对已经结束的历史时代进行深刻的反思,在理论界和文学界拉开了序幕.在理论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标志,开始了深刻的理性的思考;在文学界,则以"伤痕文学"这种独特的形式进行着反思.     

从激进军人到东北主帅——《世纪老人张学良的多彩人生》（连载之二）

1901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苦难的年头。 这一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了。这个条约规定,中国人对外国赔款的额度是4亿5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针对当时中国有4亿5千万人口而来的。这意味着,侵华的西方列强已不满足于将他们的“威严”施加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身上了,同时还要让中国普通百姓领受他们的“威严”。     

庐山会议与三中全会对比随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很值得放在一起来探讨。这两次会议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和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二)

周扬多次要求丁玲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丁玲都拒绝了;周扬对《桑干河上》的漠视,激怒了丁玲延安整风后,尽管丁玲写作上的“转向”后与周扬所追求的趋同一致,但是,作为一名作家而存在的丁玲,在内心深处对周扬仍然不肯认同。虽然表面上她与周扬保持了一种平和的同事关系,但在私下里,她对周扬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从披露出来的1948年前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是可以看出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本拟转赴东北,但因交通阻隔而留在河北。1946年,周扬也离开延安到河北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了这个革命根据地的宣传部长。1947年,丁玲写出了后来获得…     

胡耀邦与有关“伤痕文学”的争论

在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方兴未艾之际,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长。他一直关注着这场争论。1979年6月出版的《河北文艺》在显著的位置上推出了石家庄军营青年作家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     

刘少奇的公仆风范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在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乡县炭子冲大队等地蹲点调查达40多天。从广州出发时,他就对随行人员提出了规定：“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不扰民,自带油盐柴米,自备碗筷用具,一切轻装简行。”同年的7月18日,刘少奇的专列到达哈尔滨,黑龙江省委的同志在汇报完工作后,提议组织个晚会,让他休息一下。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次来黑龙江是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享受的,请不要搞什么娱乐活动,一律不准搞额外招待,也不要惊动与我调查研究工作无关的人,请只通知我要去的地方。”之所以在文章的开篇点出这两点,是…     

大总统孙中山廉洁自律

自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旨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同盟会时起．他革命的目标即是：“出斯民于水火之中”。他把同盟会的机关报定名为《民报》,把革命的理论阐发为“三民主义”,把建立的国家叫“中华民国”,国家的政党叫“国民党”,无处不含有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孙中山“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鲁迅语）。为了革命,这个曾做过大总统的人,这个经手过数不清的款项的人,在走完了59个…     

“三鲁”之争,鲁迅研究的众声喧哗时代

正鲁迅是文学家,以杂文著称于世。自1940年代他在延安被誉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这位并非中共党员的作家,就此拥有了巨大的政治场域:他不再是一个可以任学者自由评价的人,对他的作品的任何质疑都涉及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甚至还会卷入路线斗争的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