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初探——周原西周建筑遗址研究之一

陕西岐山县凤雏村西周早期建筑遗址的发掘,大面积地揭出了西周建筑遗迹,使我们第一次看到完整的西周庭院建筑布局和大型建筑物的构造情况,是很重要的考古新发现。遗址情况见发掘简报(载《文物》1979年第10期),不需再重复,但为探讨方便,对建筑的各个部分暂时假定一下名称。在整组庭院之前,面对大门有一个夯土筑的影     

水清石丽清碧溪

清碧溪在大理苍山马龙、圣应两峰之间。溪水沿陡峭的山崖婉蜒下泻,形成了许多小潭,其中主要有上、中、下三潭。潭中水清石丽,翠碧交加。最奇异者为上潭,周围全系岩石,水从潭底喷出,清澈见底;潭面没有枯枝落叶,相传如有漂浮其中,就有山鸟衔去。南面高岩石壁上刻有“禹”、“穴”二字,约两公尺见方,署名“广汊李白书”,系明万历间大理知府杨邛崃刻制。因年久,风雨剥蚀,石花糊其上,字迹渐不明。公元一九四三年,张丕炽以监修“碧漪亭”之便,用四川红土掺以胶水重描了“禹”字,遂鲜艳夺目,距离数里外尚可明显看到。然“穴”字因字迹模糊,没有重描。上     

国外藏胞的文化反应

在瑞士有两千多藏族同胞,大概有三代人的样子。第一代人现已六、七十岁了,第二代人是三、四十岁的人,而第三代人是那些在国外生长的一代。 那些第一代人从西藏来到印度,又从印度来到瑞士,其中大部分人在瑞士的一家制作铝锅的工厂做工。听一位认识的人讲,这些人刚到瑞士时,由于文化上的差异,由于风俗习惯上的不同,再加上语言上的障碍,他们在瑞士留下了一串串的故事。 有个朋友给我讲过这么一则故事:当第一批藏族人来到瑞士后,瑞士政府给他们安排了一些工作。同时,也象其他人一样,从他们那儿征收各种税。有一次,有关部门的收税者来到一家藏族人家里,当收税者告     

山西省新發現古建築的年代鑑定

(一) 我们在两个月的勘查工作中,除了按照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的"二年来新发现古建简目册"勘查了三十处外,并勘查了还未载于简目册的七处。另外还检查了大同各古建筑物、五台佛光寺、赵城广胜寺等处,兹将主要的,收获略述如下:     

日本飞鸟、奈良时期建筑中所反映出的中国南北朝、隋唐建筑特点

1990年10月,为奈良中国文化村的工程设计,作者访问了日本奈良。承奈良日日新闻社和华艺顾问工程公司的好意,会后得以参观日本奈良、京都、滋贺、兵库等(?)的日本古建筑30余处。日本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古代文化、文物并加以保护的传统,有大量的古代珍贵建筑遗物完整保存至今,成为日本乃至全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在现存的大量日本古代、近代建筑物中,已定为国宝的有207件,共249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湘粤桂黔大逃亡亲历记(四) 黑洞大难

我们姐弟俩,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颐的四十七代孙。姐姐小珠已近垂暮,但多少年来,只要看见村旁的黑洞,热泪就会自动迸出眼眶,扑簌簌地流淌。因为我们在这里亲历过一桩永世难忘的惨案。那是1944年农历9月间,道县一带风传日军即将来到,人人惊恐不安,四处疏散躲藏。我们古老的楼田村,距县城8公里半,中为田畴沃野,无险可守。全村居住着100余户周姓人家,按照祖训,崇尚读书、安于农耕,民风淳厚平和。如今既无枪枝,也无实战本领,怎能与日军对抗?宗室老辈们只得领家小或逃亡或躲洞,从退     

湘粤桂黔大逃亡亲历记（五）——自卫队员蓝守义

在我认识的抗日自卫队员中，壮族后生蓝守义是最勇敢的。他是柳江县木罗大村的人，属于原思贤乡范围。自从他父亲和几个老人被日本鬼子枪杀以后，他誓死要为父报仇，为家乡父老雪恨，凡是有危险的任务，他总是抢着干，只要能打鬼子就行。     

我为毛主席处理家信

每天都要亲自阅看群众来信 1950年5月上旬,我从中央团校第二期结业,分配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后改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协助处理群众给毛泽东主席的来信,直到1966年6月,历时16载。     

中国共产党诤友

题记 2013年是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九十周年。我们在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同时,也要纪念那些与党风雨同舟、同心同德、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诤友,他们在哈尔滨的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原哈尔滨市副市长、市民盟主委、市政协副主席张柏岩先生,就是一位杰出代表人物。     

中国典籍流播越南的方式及对阮朝文化的影响

中国典籍传播越南主要通过包括使节在内的官派人员来完成,中越之间商业性质的书籍贸易并不发达。这一点与汉籍流播朝鲜的状况相近而与中日之间的书籍传播状态不同。原因是:一、中越之间的定期朝贡制度带有贸易的性质,其便利性压制了普通商业贸易;二、中越贸易中心在两广地区,离清代的书籍集散地长江中下游地区较远,这推高了书籍的成本。越南重印中国典籍的情况并不普遍,这种以包括使节购买在内的官买为主的书籍输入方式造成越南的汉籍数量相对较少,汉籍在越南各阶层的分布极不均衡,朝廷或王族获得的汉籍最多,使节其次,普通士人获得汉籍相当困难。这一情形影响到越南士人的文学水平,促使阮氏朝廷屡次颁布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