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的真相

晋国公卿赵氏以战功起家，不断膨胀的权势与声望，令国君晋灵公心生忌惮。于是，遭赵氏排挤的将军屠岸贾在晋灵公的默许下，在下宫将赵氏一门三百口诛杀，仅有尚在襁褓中的孤儿赵武得以幸免。为保赵氏孤儿的安全，庄姬、韩厥、公孙杵臼、程婴等人舍生取义，先后付出了巨大的牺牲。20年后，长大成人的赵武终于得以手刃仇敌，伸张正义。     

汉代乐钟编列制度初考

两汉之世,青铜礼乐器的使用渐趋衰落。西汉出土的完整编钟资料已不可与先秦时期"同日而语",东汉时期更未有完整编钟出土。尽管如此,通过研究发现,西汉时期编钟至少有三种以上组合情况,包括"5甬14纽""4甬9纽""5甬10纽"及其他,且这些编列制度在东周时期皆有所本,可能分别源自"5镈""14纽""4镈9纽""10纽"的传统。其中西汉皇室所采用的"5甬14纽"制度是战国中期之后日趋盛行的新兴礼制系统,而较为古老的乐制版本则主要见于中小贵族及地方勋贵群体中。     

钟离君柏墓礼乐制度研究

钟离君柏墓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双墩村,是春秋中晚期钟离国国君柏的墓葬。文章从列鼎制度、礼器组合、乐钟组合、乐器陈列等方面分析,认为钟离君柏墓属于五鼎等级的贵族墓,随葬青铜礼器兼具中原与南方楚系礼器特色,乐钟组合与中原地区五鼎贵族墓的用乐制度相当;其礼乐制度更接近于中原地区的五鼎贵族墓,礼制思想的源头多来自于中原地区;墓内编钟与编磬折曲摆放,符合文献所记载的五鼎大夫等级采用"判悬"的乐钟陈设制度,其陈设方式与青铜礼乐器制度相互协调一致。此文作为个案研究,对于周代礼乐制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略论东周用豆制度

本文梳理了文献中关于豆、笾、登等器物的记载,将与其有关的的制度、规范同考古发现的实物相互对照,确定不同器形的功能与种类,最后指出中原地区铜豆的使用主要遵循《周礼》一书的记载,而楚国的漆豆则遵循《礼记·礼器》篇中的记载,这对于三礼文献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爵位与家族

两周时期,以礼治天下,而礼的核心即是“定名位。息纷争”。名位又主要依据爵秩等差来体现。不同的爵位被限定使用相应的礼器、服饰、车马等,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与爵位息息相关,爵位不同,礼亦异数。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的年代与墓主

本文通过对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铜器的考察,判断其年代应在战国初年吴亡之后,墓中出土的九件铜鼎并非为一套列鼎,而是由箍口鼎、兽钮子母口鼎、三环钮子母口鼎等多套鼎制组合而成,是东周时期十分普遍的礼制变革现象。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应在三鼎规格,且主要使用鼎、簠、缶的基本礼器组合,同时从铜器铭文、其他随葬品和丧葬习俗的角度综合考虑,墓主人应为楚国番县贵族而非吴王夫人季子。     

汉代“特牛”之礼与马王堆帛画中的祭奠图像北大核心CSSCI

新出汉代《葬律》简中有使用"特牛"祭奠的独特记载,从《仪礼》之例及用牲法则上可以推断其应使用列鼎三件,并搭配俎、敦、豆、笾、壶诸器,而这正与马王堆汉墓帛画中所绘祭奠场景采纳的器用制度相符,并亦吻合于河北满城二号汉墓中室的特殊用鼎现象,是以成为推断这些礼制仪节所属性质的新依据。此外,在战国楚简中已大量可见使用"特牛"祭祷的先例,应是这种特殊用牲法则的渊源之地。     

周代青铜乐钟制度与族属身份判定——以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为例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青铜乐钟包括9件钮钟和8件镈钟,乐钟的陈设整体上采用了90度的折曲摆放形式,镈钟则采用了“6+2”的分置模式。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乐钟在音乐性能上同于淅川下寺十号墓等楚墓。这种特殊的乐钟组合、陈设形式及音列结构皆表明侯古堆一号墓采用的是典型的楚国乐钟制度,墓主深谙并恪守楚国礼制,所以该墓应为楚墓而非吴墓。同时结合对乐钟铭文的考察,推测其墓主或为楚国番县贵族。     

楚国公室惟楚有才，肇始于斯

楚地多俊才。作为楚人的国君和上层精英,楚国公室熊姓家族更是智慧与狡黠的代表,像著名的“文王假蔡灭息”、“成王舌战退齐师”、“惠王智平白公乱”等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故事,并广为流传。     

《诗·小雅·都人士》名物解诂

《诗·小雅·都人士》篇是记载两周时期贵族服饰、发式的重要文献资料,本文结合相关考古发现对诗中狐裘、台笠、充耳等作出考证,勾稽出两周时期服饰制度的变革情况,并指出诗歌主旨正是感古伤今,借服饰、发式的描述而慨叹"周礼不存"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