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乔家小洋楼

天津乔家小洋楼位于法租界丰领事路,也叫督军街（今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70号）。小洋楼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建筑面积1214平方米。外檐水泥饰面,正立面以八组双柱承托,呈开放式前廊。中央设入口,二层筑阳台,边缘设水泥宝瓶式空护栏,配以券式门窗。缓坡式屋顶上开天窗,檐部中央筑半圆形山花装饰,两侧各开5个天窗。     

改变国际视听的晋绥八分区汾阳战斗

1944年8月下旬,贺老总给时任晋绥军区卫生部部长的贺彪打电话说,盟邦记者要到前线访问,另外驻延安美军军事观察组卡斯堡少校不日即到贺家川,建议由     

科学发展观与地方志编纂

科学发展观与地方志编纂,从表象上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而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用科学发展的观点、观念,指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地方志是记述一地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其功用是“资政、教化、存史”。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

中俄睦邻友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间也经历了风风雨雨,而2001年两国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关系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建立多层次的对话机制,继续扩大两国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加强文化、经贸交流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保持和深化给两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任务,如加强与传媒的合作,促使两国彼此形成一种客观、友善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和看法;在解决两国研究中存在的分歧时,要立足于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研究两国过去的一些局部冲突问题时,应坚持历史的立场,不能把今天的评判标准用于对过去历史事件的评价,更不能在评论事件时从今天的认识出发做道德判断等。     

聚落群再研究--兼说中国有无酋邦时期

本文分析了聚落群的产生发展过程、基本特征和性质。指出其早期阶段是部落,晚期阶段大都是古国,聚落辟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国家的起源。认为酋邦和消亡阶段的部落无大区别,中国不必划分酋邦时期。     

淮南王作《离骚传》考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的是《离骚传》还是《离骚傅》,历来颇有争议。本文对王逸《楚辞章句》提供的材料进行了细致分析,并结合其他史料,论证了淮南王所作为《离骚传》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尹湾汉简《神乌傅》的出土并不能证明刘安所作就是《离骚傅》。这一事例提醒我们应以科学和谨慎的态度对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     

不同乡村旅游产业下农户生计脆弱性对比研究——基于昆明呈贡农户调研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发展不同乡村旅游产业的三个村落为例,基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建立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熵权法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三个村落的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均较低,脆弱性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万溪冲、七步场、斗南村,其中万溪冲与七步场的农户生计脆弱性得分非常接近;脆弱性组成成分中适应能力差异最大,其中家庭每月收入是农户适应能力的关键影响因子。基于此,提出降低各村农户生计脆弱性、减少各村农户生计脆弱性差异的相关建议,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乾隆五十年明十三陵修葺始末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发展错综复杂,历朝历代对待前朝陵寝的决策性举措同时增加了其演变进程的多样性,清乾隆五十年对明十三陵的修葺即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20世纪80年代初天津大学首次发现乾隆皇帝希望嘉庆皇帝参照明长陵建造清裕陵大碑楼的谕旨,胡汉生依此线索开始追踪乾隆朝修葺明陵档案,2007年,王茹茹、张胜强为完成明永陵、明定陵建筑工程的全案研究,发掘到乾隆朝“呈十三陵汇总地盘图总平面图”。本文即在前述基础上,详细汇集整理相关文献、档案,深入解读“呈十三陵汇总地盘图”,全面梳理乾隆五十年修葺工程的来龙去脉,还原历史史实,并结合测绘勘查,详考《帝陵图说》《昌平山水记》,以探明明十三陵各主体建筑之真实形制。     

锶同位素分析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研究

在考古化学这个新领域内,考古学家们经过努力,成功地将锶同位素分析技术运用于考古学领域,通过对遗址中人类骨骼的锶同位素分析来对古代人类的迁移情况进行研究。由于考古材料间存在着差别,各个实验室所采用的方法和实验步骤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因此还没有统一的分析方法和步骤,至今仍处于进一步的探索之中。在我国的考古学研究中,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还未见到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对这项技术在考古学上应用的原理及研究中注意事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且计划今后进行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希望能为国内同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提供些许借鉴。     

城市规划专家孙宗汾的不凡人生（下）

<正>投身武汉城市规划建设自1946年秋,孙宗汾从北平老家来武大继续学业,就喜欢上了武汉这座城市。后来,他从报刊上看到有关三峡工程构想和长江大桥初步研究的报道,更是大受鼓舞,期冀毕业后学以致用,为建设大武汉效力。1953年国家启动“一五”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号召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归队,孙宗汾便申请从市青联调入城市建设委员会,此后在不同层面从事城市规划建设近40年,前20余年与鲍鼎先生一起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