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

乡村信仰活动之中有“常”与“非常”之别：以家庭为单元而进行的村落内部的信仰活动，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村落为单元、以村际互动为特征的跨村落庙会活动，营造出一种有别于社会常态的特殊文化情境，是民间信仰活动的“非常状态”。前者是后者的日常积累，后者是前者的凝聚与强化。本文以山东省淄博市洼子村民间信仰为个案，试图在广泛的意义上探讨民间信仰“常”与“非常”两种状态之间的相互关联与转换机制，以及对于当代乡土社会的意义。     

“顺水推舟”: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应忘却乡土本位简

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一项国策，在自上而下向乡土社会推行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接受、理解、应对与涵化。我们应从村落基层出发，自下而上地观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落地”情势，直面乡土传统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种种纠结与冲突，并特别关注如下层面的问题：消除对村落文化的偏见与误解；正视村落危机，注意培塑农民对其乡土社区的文化认同与面向未来发展的规划热情，使乡土社区焕发内在活力；重视城镇化自身对于乡村社会组织的引导与重建功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国家政府之于乡村社会应扮演一种“顺水推舟”的角色。     

读《济南城市民俗》

现代民俗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曾经历过两次最重要的嬗变.最初,是以民俗学创始人英国的汤姆斯为代表的"古文化残存物说";尔后德国、日本的学者将"民"扩大到"未受到近代文明洗礼的庶民"(日本·后藤兴善<民俗学入门>),将"俗"拓展为寄寓着"国民的理念"(德国·黎尔)的活世态生活相,因而他们的研究仍局限在农民、渔民身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邓迪斯指出"城市居民不算民众,因而城市居民也不可能有民俗"的传统观念是荒谬的,在诸多学者的倡导下,民俗学遂逐渐由"乡民学"转到"人民学"上来.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敏锐地抓住了国际学界这一新动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曾说过:"这一次到上海,我就对上海的同志说,应该研究它的都市文化,上海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深入进来,它同农村的文化不一样,同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进来以前的文化也不一样,这就值得研究."我国的第一本都市民俗专著却是30年后的今天,才由几位山东民俗学者联袂推出.手捧这本<济南城市民俗>,自然不胜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