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人文环境下苏南小城镇发展演化研究

在当前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小城镇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现在很多地方的小城镇建设过分强调硬环境的建设,而忽视了软环境即人文环境的改善。本文通过对苏南模式下小城镇发展演化过程进行回顾,分析苏南人文环境的转化。从本土文化、经济发展、政府管理、政策等三个方面揭示了其地域内本土文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持续作用于小城镇本身,形成特定的动态开放型小城镇社会人文环境,保证了该地区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演化,指出人文环境是提升综合社会环境质量,带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常生活实践视角下的非正规空间生产研究——以宁波市孔浦街区为例

基于米歇尔·德赛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结合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空间生产的三个层次),建立"战略/战术-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以宁波市孔浦街区为例,通过对权力主体和弱势群体(流动人口和失地农民)之间规训——抵制的空间实践分析,解释非正规空间的生产过程:施加于日常的支配、压制和规训与来自日常的抵抗构成非正规空间生产的核心机制。研究表明,在"增长主义"发展模式之下的中国,地方政府成为非正规空间的主要塑造者,而被固化在非正规空间中的弱势群体为了生存,通过灵活的日常生活实践对空间进行重构,进一步加剧非正规空间的非正规化。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大事件营销效应:基于空间生产视角

在全球竞争时代,大事件营销已经成为城市政府实现增长策略的重要工具。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分析视角,对城市大事件营销的物质空间效应、社会空间效应、经济与政治效应进行了客观的评述,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而揭示了通过大事件营销实现城市空间生产过程的本质。文章指出,大事件营销成为城市在全球化流动空间中增强对资本等发展要素粘性的重要媒介,实现了从流动空间向场所空间的转变,对城市的空间、经济、社会与政治关系等都产生着深刻的重塑作用。但是,更加关注如何将外向增长机遇与城市内生增长能力进行更好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透视激烈竞争环境中的地方政府管治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给中国城市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倾向更加明显,并对外界环境变化做出了种种反应。发展战略规划就是地方政府力图突破传统城市规划的制约,以增强城市竞争力为目标、强化地方发展利益的一种新城市管治方式。章通过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研究,分析了其作用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主导角色,透视了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管治的变化。     

国家空间选择性、新城新区的开发及其房地产化——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

本文认为有必要将中国城市新区开发运动理解为新区空间快速开发与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相统一过程。本文引入国家空间选择性理论视角来理解中国城市新区开发的"双统一"过程。首先,将国家空间选择性理论具体化为三个分析维度——选择性的空间发展战略、选择性的国家权力和国有资源空间配置。进而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从国家空间选择性角度实证解析了其发展的"双统一"过程。主要结论是：国家的空间选择性给河西新城的开发配置了明显优于其他地区的战略、权力和国有资源条件,引导社会资本的集中涌入,塑造了不平衡发展的城市格局。国家空间选择性主导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引致了河西新城发展的房地产化。     

“大都市阴影区”嘉兴市的形成机制解析——兼与苏州市的发展差异研究

本文以上海大都市周边的苏州和嘉兴两个城市的发展为例,通过对比其差异的发展现状和轨迹,分析了"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机制,并得出以下结论并对相应的理论模型进行了修正:①在我国,国家或地方的"政策偏向"是影响大都市发展以及"大都市阴影区"形成的最重要的要素;②"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更多是由于外围地区受到相关政策等因素影响而导致了自身发展不充分。在自身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区位越是接近中心城市,越会导致中心城市对其发展要素的吸引和袭夺;③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要素袭夺是可以改变的,外围地区应通过自身的充分发展而削减其负面效应;④消减"大都市阴影区"效应,不仅需要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机制的优化调控,更需要处于阴影区效应中的地区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     

市场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与治理重构——对婺源县Y村的实证观察

乡村振兴不能回避资本，然而资本下乡会改变乡村内部治理结构，如何善用资本以实现乡村善治成为一个难题。文章以江西省婺源县Y村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深度剖析资本介入后村庄治理主体的关系转换和资本运行的内在机制，并揭示资本介入后乡村善治面临的难题。文章认为，市场资本介入乡村重构了空间生产主体，并倾向于构建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空间形态。新空间形态进一步形成了新社会关系网络，新社会关系网络在市场资本的助推下稳固，并逐步将村民主体排挤出村庄，导致资本下乡后空间非正义等问题凸显。未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应当发挥资本的触媒作用；维持政府公正性角色，保持乡村空间正义；明确村民主体地位，鼓励村民作为村庄营建的主体；强化集体力量，保持村集体对空间的有效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