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北京風土筆記隨録

小序风土笔记为方志之支流,记一地物产民风、遗闻琐事,既可资掌故谈助之掇拾;又可备地方志料之采择。远之如《荆楚岁时记》,近之则明清以来名作迭出。有清一代,此体愈益发展,作者繁兴,各地多有风土笔记之作。《闽小纪》之记福建、《扬州画舫录》之记扬州、《清嘉录》之记苏州、《杭俗遗风》之记杭州、《白下琐言》之记南京。类此者举不胜举。而有关京师之作,当为人所瞩目。爱就研余检读所及,写为随录。虽未获全,冀博一正。至竭泽而渔,容俟异日。     

三岁也“风流”

我的两个孙子,在三岁时都有特别可人的表现,这些真实的故事,每每想起,都令人捧腹。大孙子三岁时,特别喜欢听故事,看图画书,一边打吊针,一边看书,做到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共享。他会认钱,我把一张像钱一样大的纸给他,他拿到手里一看就说“:这是支票。”他想到广场上玩,我不应允,他就从三楼把东西向院墙外扔下,不得己,我只能抱着他一起下楼,走过广场,再走进别人的院子里,要他把扔掉东西捡回来,他也借机大玩了一把,特别开心。他参加我们择菜活动,把两根蒜插到两个鼻孔里,说“:你们看,我是大象。”今年小孙子也三岁了,特地从广西北海到深圳来过年…     

东南亚史的编撰:从区域史观到全球史观

东南亚作为独特的多元文明交汇的区域,其历史书写与编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认识世界史进程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东南亚地区的原始文献与史料呈现多语种文献的全球性分布,作为整体区域的东南亚历史书写始于二战之后,经过乔治·赛岱斯、爱德华·霍尔等学者的努力,东南亚区域史的编撰在冷战、后殖民冲突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张力中兴起并发展起来。随后,东南亚的历史编撰出现由"区域史观"向"全球史观"的转变。东南亚区域史是多点杂糅的复杂历史,东南亚历史书写的全球转向展现的正是以区域史为根基的多样性的全球史。     

盂县志读后

收到《盂县志》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出于一种对事业的感情,急于想看到这部新诞生县志的面貌,但当时病情较重,医生和家属都不同意我看书,甚至报刊,加以尚在吊针输液,像囚犯那样被铐住一只手,事实上也难以捧读这样一本精装巨作。大约经过半个月左右;病情趋于稳定,吊针也被撤除,处于服药恢复阶段,经过医生同意,家属才在我的再三督促下,把志书送到医院来。我就在摇起来的病床上,半倚着开始阅读经过十五个寒暑辛勤劳作而成的这部《盂县志》,并随手札记一些读后所得所见。     

《南宁市志》政治部类综合评审会召开

《南宁市志》政治部类综合评审会召开《南宁市志》政治部类综合评审会于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６日在中共南宁市委五楼会议室召开．参加评审会的有：原自治区政府主席、区地方志编委会名誉主任韦纯束，自治区政协主席陈辉光，原中共广西区党委常委、原南宁市委书记．...     

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认识论视角的解构与重构

<正>2008年以来,全球秩序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的"领土政治"(territorial politics)在一种不确定的国际关系逻辑下发生深刻的演变,赫德利·布尔所说的"新中世纪主义"(New-Medievalism)走势日趋显现。(1)然而,正如国际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的批评一样,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未能对当前的国际秩序做出合理的预测与判定。(2)究其原因,在于     

初中体育课堂开展走班制分层教学模式的探究

<正>分层走班制是指学生根据自己所选择的课程，按照学生的学习需求，以“走班”的形式，重新组合新班级进行同一层次学习的一种学习模式。分层走班的教学模式有别于传统的全班学生学习同一个内容并进行相同的练习，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个体差异得到全面兼顾，在最大限度地让学生都能找到相对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都能够体验成功的乐趣。那么，在实践中，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个新的学习模式呢？笔者所在的学校通过三学期的实验，     

满汉家族文化的叙事——叶广芩与张爱玲家族小说之比较

满族作家叶广芩是满族贵族叶赫那拉氏的后代,生长于京旗望族之家,所处的生长环境和家族背景不可避免地带有满族文化特点.张爱玲是汉族人,是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的后代,生于“簪缨望族”之家,从小就受到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本文通过京旗满族与“簪缨望族”家族文化的对比,对两位女性作家的家族小说进行比较研究.     

路遥没钱买《平凡的世界》

路遥(1949-1992,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平凡的世界》《人生》)从出生到去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与贫困做斗争的. 1949年12月3日,路遥生于陕北清涧县,原名王卫国.他的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育有5个儿子,3个女儿.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父亲挑着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重担.为了生存,在路遥7岁时,父亲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远在延川县的王玉德.     

史志新书

《邓尉山圣恩寺志》邓尉山圣恩寺向来有名,明嘉靖间,沈润卿撰有《邓尉山志》。崇祯时,周永年取沈志扩充增益纂成《邓尉山圣恩寺志》20卷。此志王焕如曾为撰图说,并参订全稿,又经熊开元裁定,同治《苏州府志》还因此著录了王焕如《圣恩寺志》和熊开元《圣恩寺志》两种,实乃误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