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邓小平写信求助

人们有可能想到,在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以后,会有一批"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干部、老学者向邓小平递交申诉     

克拉克瓷器的历史与分期

克拉克瓷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它是中国首次出口到欧洲的一种新型瓷器。在东南亚的航线开辟后,中国的平底帆船、葡萄牙的克拉克船以及荷兰和西班牙的大帆船,都曾装运过这种独特的器皿。其中有些船穿越印度洋抵达波斯,而有些船则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到达巴西、墨西哥和欧洲（见附图）。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

2004年12月至2005年7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山西省运城市绛县横水镇发掘了两座西周中期的大型墓葬。两座大墓的葬具均为一椁二棺,其中M2还有殉人4具。墓中均出土有大量的青铜礼器,如鼎、簋、爵、觯、盉、盘等,并各出土铜甬钟5件。许多铜礼器L的铭文中有“倗伯”2字。发掘者认为,M2的墓乇是佣伯,M1的墓主是佣伯夫人。尤为重要的是,在M1的外棺上发现了大面积的“荒帷”痕迹,为研究两周礼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灵石旌介商墓与山西商代晚期考古学文化

晋东南地区的长治小神遗址可以作为安阳殷墟商代晚期文化在山西的代表,与河南相邻的垣曲古城东关也处在商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晋中地区的灵石旌介商墓三座大墓的墓主人存在殷墟不见的三棺或两棺一椁、男女合葬的现象,决定了其与商王朝或商文化的距离,他们当是没有彻底被商文化同化,或在葬俗方面有自己特色的当地贵族;殉人所代表的群体可能出自汾阳"杏花Ⅶ期2段居民".柳林"高迪H1遗存"的研究表明,夏代晚期至商、西周,吕梁山一线已经从晋中地区脱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面貌,还影响着晋中和临汾盆地,这就是河套及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传播和入侵,最终出现了杏花类型和浮山桥北遗存.在商王朝往西部地区推进排他性的占领了关中、张家口,甚至包括河套地区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占领晋中地区.商王朝对山西另一种模式的统治实践,一直影响到周代政体的形成.     

明清景德镇民窑兔纹研究

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吉祥寓意,是古代陶瓷艺术中常见的表现形式.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兔纹从成化以后开始出现,至崇祯一朝亦有非常精细的兔纹产品,但至清康熙以后,景德镇瓷器上的兔纹装饰就很难看到了.明清两代兔纹装饰经历了一个由繁至简,又由简复繁的过程,这与宫廷对"十二章纹饰"的使用管理有密切关系.     

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海昏侯国除诏书》复原研究

根据文本结构和内容,本文对南昌海昏侯刘贺墓所出《海昏侯国除诏书》做了进一步梳理和复原探讨。《海昏侯国除诏书》文本结构较复杂,由正文、附件和下行之文组成,正文由奏和诏书本文构成。作为记录西汉海昏侯国被除国史事的直接材料,其内容丰富,从礼制和政事两方面论证刘贺无德且至死不悔改,阐述海昏侯国被除国的正当性,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洛阳高新技术开发区西汉墓(GM646)

2004年5月,我队在洛阳高新技术开发区配合河南万基铝箔生活区基础建设,发掘清理了一批汉代墓葬。其中GM646保存完好,出土器物较丰富。现简报如下。一墓葬形制GM646位于洛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滹沱村东北,距周灵王陵约150米,南临洛河(图一)。该墓为长方形小砖券顶砖室墓,方向330°,由墓道、封门、墓室、耳室、坠室组成。墓道位于墓室北端,为长方形竖穴,口与底上下同宽,长2.5、宽0.93、深7.7米。封门位于墓室和墓道之间,门额为一长方形空心砖,长1.24、宽0.17、厚0.2米。其上平铺四层小砖。两侧门柱用条形小砖砌成。封门外侧用32层小砖呈半弧状…     

乡宁县骨阳垣清理一批夏、春秋时期墓葬

2002年7月至9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物局及乡宁县管所组成的内阳垣考古队,在乡宁县昌宁镇内垣村南的土疙瘩墓地,抢救性发掘各时期墓葬94座,灰坑7座。其中夏墓5座,灰坑3座;春秋墓89座;汉魏暑期灰坑4座（图一、二）。     

墓室壁画临摹浅议

在我国现存的古代壁画中,墓室壁画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随着考古工作的日益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发现。由于墓室处于地下的特殊情况,为了方便更多的人研究和欣赏,除利用照相、录像等手段保留资料外,临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因为它比照相更清晰逼真,还因为它可以克服因墓室狭小而出现的画面变形或无法拍摄画面全景的问题。墓室壁画的临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壁画揭取移至地上保护,这种揭取后的临摹与其他画种的临摹工作大同小异。另外一种是不能揭取或者没有揭取的壁画,需要在墓室里做临摹工作,这种临摹工作受场地等条件的制约,…     

明末清初贵池的史学传统

一、吴应箕、刘城开创了贵池的史学传统 吴应箕(1594-1645),始字风之,后更字次尾,号楼山,南直隶贵池县兴孝乡人.复社五秀才之首.是明末著名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复社领袖和抗清英雄,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学生陈维崧(字其年)在<钱础日史论序>中指出了他的史学地位:"先是,贵池吴先生、太仓张先生俱有史论.吴先生意气雄伟,倜傥非常,所著楼山堂史论,高文老识,成一家言,有极笔之叹矣."[1]不仅如此,他对贵池史学还有奠基之功,具体来说,表现在治学方法、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