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后代眼中的毛泽东

他们或出生于长征路上、延安的宝塔山下,或成长在中南海的红墙之内。他们的父辈是与毛泽东共同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战友,他们则是在毛泽东身边成长起来的“红色后代”。当年的垂髫稚子而今都已是古稀之年,时隔几十年后,再回首那段特殊的岁月,追忆这位特殊的长辈,他们无一不百感交集……本刊特邀任弼时之女任远征、董必武之子董良羽、左权之女左太北、杨尚昆之子杨绍明、邓子恢之子邓淮生、曾三之女曾晓前、金城之女金戈,讲述他们的故事,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曹思明：“铁腿”奔走红军路

曹思明,1917年12月8日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闭,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南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平型关、天宝山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组织指挥了解放高密、诸城和潍县等阵地攻坚战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疆军区政委、总后勤部副政委及解放军后勤学院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和冼星海一起战斗的日子

1938年,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平、津、沪相继沦陷,武汉成为全围政治、文化的中心。此时,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歌咏活动尤为突出,达到史无前例的声势。冼星海是1937年10月随洪深、金山带领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以下简称“二队”）来到武汉的,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去延安     

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下）

苦并快乐着 总的来讲,我们最后这一届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气氛很浓,学习成绩也是比较好的,这在我们政治系几乎为老师们所公认。 我们的学习生活很紧张。一般是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或者两节课。如果上两节课,就有两个小时可以自由活动,我们通常是打打篮球或办办个人的私事。我因为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每周还要参加几次集中训练。我们每天晚上都要雷打不动地上图书馆自习,从晚上7点到10点钟,去迟了就找不到座位,直到图书馆闭馆大家才回自己宿舍休息。在我的印象里,只有遇到电视台播送重大的国际体育赛事时,同学们才舍得牺牲一次晚自习,把系里仅有的一台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大家一边围着看一边为中国队加油。     

我的“工农兵学员”经历（上）

赶上“末班车”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围家的教育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探索,到上个世纪“）年代走上了正规化、系统化道路。我接受小学教育的阶段正值国家教育的黄金时期,也是后来“文革”批判最厉害的“反动教育路线”时期。那个时候我们的学习有章有法,教材统一,教学规范,     

亲历音配像工程（三）：我和君秋的“音配像”往事

说起“音配像”,要从李瑞环同志说起。如果没有他,这项工程是不可能启动起来的,我和君秋同志也不会加入到“音配像”的工作中。     

我的父亲秦邦宪

秦邦宪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而提起他的俄文名字博古,大家就较为熟悉了。     

李士英定案“为民党”

这是发生在文革前的一起案件。江苏省涟水县破获一个名为"为民党"的反动组织,在定案问题上拖延了两年多,惊动了当时省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李士英,他亲自到涟水听汇报,了解情况,处理这个久拖不决的案子。案子要从1963年说起,这年8月9日,涟水县公安局接到举报:药材场桃园管理区有反动组织活动。当时正是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公安局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重视,     

得饶人处且饶人

1926年初,梁启超发现自己尿中带血,便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尿血症,原因是一个肾发生了病变。在协和医院,大夫经过好几天的检查和研究,最后判定是右肾生瘤坏死。医院认为,要彻底治愈,必须开刀切除坏肾。梁启超同意治疗方案,并于3月16日动了手术,将右肾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肾后,尿血仍未停止。不久证实,由于医院误诊,错将健康的右肾切了。     

我为莫言当编辑

1982年,我在辽宁一家杂志社做编辑时,有一天,我拆开一封作者来稿,铺开稿纸一眼掠去,便被优美的文字和充满激情与内涵的内容打动了,其中的情节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