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州地区的风水与环境观——以围龙屋、现代住宅、坟墓为例

笔者从2D05年6月至2007年5月在广东省梅州市做了几次田野考察,收集到关于“风水”的不少信息。许多人类学家曾经提出,《葬经》等文本（text）上记载的风水术跟当地（context）的风水术并不是一样的,而是把当地的环境观结合起来形成新的面貌。所以,日本的人类学家研究风水时倒是特别关注与当地的环境观结合起来的广义上的“风水”。我在梅州地区考察的时候发现,99％以上是汉族人口的该地区也有跟当地的环境观结合起来的“风水”。     

关于十五年战争的所谓“稳定”期——走近“日中历史共同研究”

2010年1月31日《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期报告书》公开发表（以下简称《报告书》）。《报告书》中提道：“双方学者均认为：在学术研究领域存在意见分歧是正常现象;在就战争责任的认识取得基本共识的前提下,通过学术讨论、资料交换与观点的交流,可以加深相互间的理解,缩小认识的差异。迄今为止的共同历史研究,双方学者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进入了‘即便不赞成对方的意见,但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的阶段。     

日本与德国的战争责任及战后补偿

1894年日清（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到1945年为止,日本侵略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及强制劳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731部队）、细菌·化学毒气武器等,日本战争犯罪所涉及的方面是极其广泛的。然而,日本政府     

2007年日本的五代宋元史研究

2007年有关五代宋元史研究的著作相当丰富,而最让笔者惊叹的则：是梅原郁的《宋代司法制度研究》（创文社）。这部巨著引用史料灵活得当,甚至可以说提供了迄今为至有关宋代裁判制度最为鲜明清晰的鸟瞰图,令读者不忍释卷。而给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书的厚重感,而是本书开篇的“弁言”当头棒喝,言辞犀利犹如痛斥,直催青年学者猛醒。他说道,作为专攻中国史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竟然缺乏本来是入门者就应该掌握的常识性知识。这似乎令人感到有点低估我们的评价,但笔者却不得不承认它是切中肯綮的。     

中国佛教造像中的供养人像——佛教美术史研究的新视点

佛教造像中所表现的供养人像不仅是制作和礼拜佛像的佛教信徒的形象,同时,作为皇帝的臣民、国家和社会的一员,也是他们想确立自我存在的一个形象.本文阐述了佛教造像这一宗教活动是被利用为向统治者和社会表达意志的一个"场所",供养人像的一个主要功能即是其表现手段.现存佛像当中并非都是中央地区精美的作品,也存在很多地方和民间制作的拙劣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从美术史的角度评价较低,但实际上,作为向国家和社会传递意愿的一个纪念碑,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在佛教美术研究当中不能只从美术史的角度去研究,也有必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     

琼波丁青,热巴的三大流派

热巴舞是指融说、唱、舞和杂技气功为一炉的综合性表演艺术,也是藏民族最喜爱的民间舞蹈之一。由于跳热巴舞时,男舞者边说边摇铜铃,女舞者边舞边敲热巴鼓,故而有人称之为铃鼓舞。 传统的热巴主要流传在西藏的昌都、林芝、那曲地区,以及与昌都毗邻的四川省甘孜州,青海省玉树州,云南省德钦州等康区一带。其中以昌都地区的热巴声誉最高。在昌都地区有名可考的热巴流派多达十几种,且分布在丁青、察雅、类乌齐、边坝、洛隆、八宿、左贡、芒康等县。仅在1986年的“昌都地区首届乌兰牧骑文艺会演”上就有8个县上演了不同流派、不同内容、不同风格的热巴节目28个。     

怎样破解《格萨尔》说唱艺人的

同其他民族史诗和民间文学作品一样,《格萨尔》基本的传播方式有两种：一是靠民间艺人口头传唱;二是靠手抄本与本刻本保存和传播。而最基本、最主要的是靠众多的民间艺人世代相传。因此,对说唱艺人的研究,应该是《格萨尔》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日本江户时代中国文章论的接受及其展开

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接受了宋儒的文章论,并与中国人一样致力于“古文”的创作和对古人之心的体悟。这实际上是对“儒教”的再发现,把儒教内化为自我精神的一种思想搏斗。理解古代、体悟古人的这一方法论创造出日本独有的学术——“古学”,并由此产生了日本的国学。同时,宋学的文章治藉由《古文真实后集》的流传而渗透社会各个阶层,催生出江户时代的多种文艺样式,并创立了近世和文的规范。     

2009年日本史学界的明清史研究

绪论。首先要说明的是,本稿选取的约120种研究明初至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前后）的论著中,有关中国与其他地区关系的研究成果占到半数以上。这种潮流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到“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东京大学“特定领域研究”）、“东亚文化交涉学”（关西大学“全球化COE”）等大型研究计划的影响,但仅此也并不足以阐明其根本原因。     

日中共同历史研究有关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研究成果

臧运祜教授和户部良一教授在日中共同历史研究成果中,阐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及其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双方的论述收录在报告书《近现代史》第2部第1章《从九一八事变到中日战争》中。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臧运祜详细介绍了中方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而户部良一则论述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决策过程。两者的基本态度都是根据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始史料和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论述,但在判断史实的重要性和对史实的认知方面,双方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文着重于双方的不同之处,在梳理各自的论述之后阐述笔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