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百万农奴获得新生的日子──忆南木林平叛改革

今年,对于西藏人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１９５９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制造的武装叛乱,在人民解放军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战下,破彻底平息。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彻底粉碎了落后、残酷、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从此,西藏百万农奴得以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这一划时代变革的市大日子,我们都时刻牢记在心。拉萨叛乱时,我在日喀则。日喀则分工委统战部特派正宗明同志来通知我说：“拉萨的形势严峻,请你和家人立刻搬到统战部附近的嘎波康萨。”我听后立即收拾行李搬到那里了。那时,叛乱分了到处逃窜,正是旧政府…     

沐浴桑烟的情歌

西藏是世界上祭祀礼仪最多的一个独特的地区,形式多样、内容繁杂的祭礼仪轨及活动始终伴随着藏民族的生活。桑烟上供是藏民族祭礼习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桑”是藏语,特指上供佛仙及众神灵的烟子。藏族人的习俗中,十分讲究桑烟原料的选择。在雪域,除了柏树叶、白罗(生长在高山阳坡的一种灌木),肯巴(一种野草)和阿荣(生长在高山之巅的一种爬地木本     

西北干旱区城市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概述了西北干旱区城市发展现状,系统地分析了其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西北地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设想及其对策,为缩小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依据     

中国内地最早的女子学校及其创办人

咸丰三年(1853)一月,年仅二十岁的英国姑娘钟·温乐随英国传教士从伦敦出发来广州。她是前来与其未婚夫俾士(Geonge Piercy)完婚的。同年夏天,他们的婚礼在香港大教堂举行。 钟·温乐刚毕业于著名的伦敦威斯敏斯特师范学院,热忱教育事业。     

迈向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综合方法：从调查到信息管理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现实采集技术促进了文化遗产数字化进程,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也对数字化方法提出具体而新的要求。本文通过案例展示文化遗产数字化方法,涉及调查仪器、数据处理技术以及点云自动分类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有针对性地分析了近年的三处数字化研究对象,阐述了面对复杂的建筑文化遗产时,综合运用多传感器技术以生成准确且完整的建筑模型的益处,重点关注了跨学科协作环境下从数据采集到通过Web平台分享和数据管理利用的话题。探讨了文化遗产领域广泛采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未来可能性,深入分析了其主要优势以及潜在问题。     

欧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地规划政策与诠释

本文以欧盟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关系为切入点,概括性地阐述遗产诠释行动的意义,并由此论述欧洲共同体和UNESCO在遗产保护与管理层面的内在联系。遗产管理规划作为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主要手段之一,其应用受到遗产诠释的影响。反之亦然,虽然欧洲遗产诠释是一项自下而上的活动,但仍需要从UNESCO和欧盟两级加以考虑,以保证地方社区在这两个层面的参与。     

叶尔羌汗国三类钱币的新释读

2004秋天,大约40枚叶尔羌汗国钱币出现在乌鲁木齐的钱币市场上。除了一枚以外,都是同品种的。虽然收藏家以前见过这种钱币,但是好像此类钱币还没被公布过,钱币的铭也没被释读过,这应该是由钱币打造方法造成的。由于打造钱币的印模都比被打的铜片大,还有打压的用力不够,所以实物铭都不完整,单个的实物铭读不全。因而新出现的大量钱币是释读此类叶尔羌汗国钱币的好机会。本篇章是以观察此批钱币与笔收集的5枚为基础写成的。     

东亚共同体笔谈——“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东亚共同体”问题已经成了东亚各国学术界不同领域热烈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不仅如此,东亚各国的商界和政界的精英也参加进来,以不同方式鼓动和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东亚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加深固然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不可否认,对迅速发展变化的东亚地区前景的担忧,是许多人鼓吹“共同体”意识的另外一种重要推动力量。经过千百年的演进,东亚似乎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像现在欧洲国家一样,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一种新的共同体?还是要重蹈欧洲国家的旧日覆辙,在融成共同体之前也来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无疑,对东亚历史的再认识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目前东亚国家不仅生活在现实里,也徘徊在历史中。东亚国家间关系中时隐时现的矛盾和问题,无不与历史的纠葛纠缠在一起。人们不仅要问：我们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有多少?或说历史能给“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什么?正是为了解读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这个专栏。应邀参加本专栏讨论的作有在国际学术界声明显赫的“学界泰斗”,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尽管他们的地位和视角不同,观点差异很大,但思考的主线都是“东亚共同体”的历史经验问题,每一篇章都不乏予读以启迪的真知灼见。我们相信这组章会给“东亚共同体”的讨论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欢迎更多的学界朋友加入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东亚共同体”成功与否恐怕不是取决于对现实的把握,而是取决于对历史的超越。而重新认知和梳理东亚的历史,或许正是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