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

在民国初期推行阳历而出现的“二元社会”格局中,遵循阴历的社会下层是一股潜在而持久的势力,它来自几千年形成的与其息息相关的日常生活习惯,来自下层民众的深厚的日常民俗化。尽管民国初期阴阳历并行,实际上阳历始终未被广大下层民众接受,阴历仍然在民初社会占据着主流。政府推行的像移风易俗这类触及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举措,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民众习惯势力既对峙、冲突,又妥协、调适的互动关系,是很难取得实质性成效的。     

近代以来日俄关系的发展演变与未来走向

近代以来日俄关系的发展道路是十分曲折而复杂的。两国间存在严重利益冲突的敏感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其中,领土问题是制约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两国关系的改善也受到日美同盟的牵制。但尽管有这些障碍,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与日本仍将继续发展和扩大彼此间的合作关系,这是由双方的国际战略、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趋势有利于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的创建

中国现代意叉上的学术奖励制度,是民国时期效仿西方学术体制逐渐创建的.尽管新式学术社团及学术研究机构最早创设了各种名目的学术奖金,最先移植并尝试建立现代学术奖励制度,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却是在政府主导下真正创建起来的.国民政府对学术成果奖励标准的拟定、修改及方法,乃至在付诸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事实表明,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实由政府主导.教育部颁布的<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规则>.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采用量化标准来奖励学术成果之集大成者,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建立的重要标志.     

从考古材料看西汉时期太原手工业发展情况--兼论太原出土的西汉器物特点

本文所言的西汉时期的太原,是指以西汉时的晋阳城为中心的太原郡。其大致范围北到今代县,南达霍山,东至太行山,西临吕梁山的广大地区。太原在整个西汉时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成为北方边陲要地,虽然经历了韩国、代国、太原国、太原郡的行政区划设置的多次变化,但晋阳城的中心地位却没有改变,并且贯穿于整个西汉的始终。以往的史家对太原经济的论述,     

永新盾牌舞

在江西永新南乡,流行一种集国术与艺术于一体,既有演武作用又有观赏价值的民间舞蹈——盾牌舞。     

新风尚与旧礼俗的对抗:辛亥革命后婚姻礼俗变革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在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婚姻有着重要意义,围绕着婚姻也产生了一系列礼俗,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随着辛亥革命狂飙席卷全国,剪辫易服废缠足……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风俗的变革,中国传统的婚姻习俗同样受到了冲击,新的婚姻价值观念和新式婚俗逐步流行起来,从而使辛亥革命后、民国初期的婚姻礼俗,呈现出"新旧对抗"的局...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关于战后安排的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对于澳门,国民政府面临着是否收回,如何收回,以及收回后如何治理等问题。大体上,以宋子文、王世杰为首的外交部系统主张“缓进”,举棋不定;以李汉魂、张发奎为代表的广东地方当局较为“急进”,并一度对澳门采取封锁行动。由于蒋介石最终倾向于外交部方面的意见,收回澳门的计划未能实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澳葡当局不愿拱手归还,明里暗里搞了一些花样,如打“英国牌”、打“民意牌”、利用国共矛盾等;二是由于国民政府过于谨慎,一再错失良机,加上很快陷于内外交困之局面,收回计划最终流产了。     

1945:国民政府与收回澳门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抗战后期及战后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曾就收回澳门问题加以研究,广东地方当局并一度对葡占澳门采取封锁行动,民间也出现了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一时间,关于澳门问题的中外交涉颇溅起了几朵浪花,但最终当时的中国未能收回澳门,这一过程令人扼腕,更耐人寻味。     

方志工作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

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它以知识的生产和人的智力的充分发挥为支撑 ,以信息和网络化为基础 ,通过最合理最有效地利用资源 ,促进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使我们的方志事业跟上知识经济的步伐 ,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是摆在我们每个方志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论清季学堂奖励出身制

科举制是古代中国之抡才制度,而新式学堂体制则是近代育才制度,两者在性质及功能上存在很大差异。清季科举制废除前后实行的学堂奖励出身制,将传统科举制之抡才制度与近代学堂之育才制度简单地作了错位嫁接。它实际上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之延续,滋生并助长了“以学干禄”风气,强化了“官学一体化”格局,故受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本文在考察清季学堂奖励出身之制度设计与具体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分析科举与学堂在性质及功能上的差异,揭示“学堂与仕进混合”、“抡才与育才并一”之制度设计的内在冲突,进而说明从传统科名奖励制经过学堂奖励出身制之过渡,而转向现代学术奖励制度的复杂性与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