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与战后对日和约问题的交涉

缔结对日和约是二战后国际间的一项重大议题。因其关乎中国利益尤甚,国民政府给与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王世杰及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努力促成对日和约的签订并试图使其最大限度的有利于中国。但对日和约问题主要取决于当时的世界大势,取决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力量对比的消长及彼此的战略策略转换,国民政府显然并不具备支配局势的能力,特别是内战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这种能力益乎衰微。王世杰及国民政府外交部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     

战时围绕英缅当局扣留过境援华租借物资的中英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开始积极谋划联合军事行动,然而就在此时,英缅当局为加强缅甸防卫,在还未征得中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匆忙将"土鲁撒"轮所载美国援华租借法案军火物资扣留,此举引发了中方相当的疑虑和不满。事件发生后,中缅运输局局长俞飞鹏在缅与英美官员紧急交涉,蒋介石接到报告,极表愤怒,声称不惜中断中英联合作战计划。其后英缅当局又接连扣留新到物资并欲将中国其他存缅物资亦纳入统一调配范围,蒋乃向英方递交措辞强硬的抗议书,坚持须先经中方同意才能改变援华租借物资的分配,这一要求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鉴于日军攻缅局势的日益紧迫,双方从共同对日作战的战略利益考虑,在美国的调停下互相退让,英方同意全数退还扣货,中方向英方移转部分军火,事件乃得以平息。     

陶铸国魂:20世纪初中国民族精神话语之建构北大核心CSSCI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秉赋,是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旨趣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灵魂。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鉴于民族精神丧失而提出了"陶铸国魂"问题。20世纪初的"陶铸国魂"话语,是适应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和世界发展大势而进行的民族精神构建,故它必然以反思中国历史传统为特征,以改造国民性为手段,以建构民族国家而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     

“导演”与“主演”:访谈者与口述者的角色及职责

正口述历史旨在以访谈的方式采集、整理与保存历史当事人(亦称口述者、亲历者、受访者等)的历史记忆,呈现历史当事人亲历的历史真实。作为研究者的访谈者与作为口述者的历史当事人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做好口述历史的关键所在。访谈者是口述历史的策划者和引导者,口述者(历史当事人)是口述历史的主角。两者在口述历史中所担当的角色,类似于电影拍摄中的"导演"与"主演"。离开了     

媒介事件中幻灭、脱轨与冲突

媒介事件,最早出自1992年卡茨与戴扬合著的《媒介事件》一书,随后成为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书中研究了作为媒介事件以英文字母C开头的三种脚本,即挑战、征服与加冕的脚本呈现方式。两位学者在近期的研究中,重新反思媒介事件的组织方式和受众接受形式,提出了幻灭、脱轨与冲突的以英文字母D开头的新观点。     

保护文物古迹 发掘晋阳文化——扬州等地文物考古考察的启示

阳春三月,岁在戊子。春风料峭,阴雨绵绵。我同太原市考古研究所的同仁们踏上了南下文物考古考察的路程。     

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在民国时期的涉外事件中,中东路事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因为一般的涉外事件往往由外国势力引起,中方处于被动,而中东路事件是由中方主动挑起的。东北地方当局、张学良是事件的主要决策,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采取了积极鼓动和支持的态度。张学良、蒋介石此时将苏联视为头号敌国,主动出击,而忽视了日本对中国由来已久、日渐扩大的威胁,对国际战略局势的把握发生了严重偏差,造成了对外战略中的一连串失误和损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行走茶马古道

下了一夜的雨,到了清晨,只剩下飘忽得有些不易察觉的雨星。回溯历史的脚步,在这个八月的清晨,我们迎头晨风,前去踏访历史上因丝绸出境、茶马互市,盐米交易而形成的在漾濞这片土地上蜿蜒千年的茶马古道。     

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抗战初期中共对三民主义理论的探讨

从1938年底开始,国民党根据自身需要对三民主义进行再诠释,其目的既要与汪精卫争夺三民主义话语权及国民党之正统地位,更是为了以三民主义压迫中共放弃共产主义,从而引发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问题的激烈争论。中共在论争中将三民主义区分为“真假三民主义”,阐明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涵,并提出“新旧三民主义”概念,明确宣告自己“愿意为之彻底实现而奋斗”的三民主义是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为了摆脱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话语,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一词指代“新三民主义”概念,构建了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概念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及革命理论。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

<正>20世纪初,随着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等文化论争的展开,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并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史研究遽然冷却,思想史、文艺史研究取代了文化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迅速恢复。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沿着传统文化史范式快速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但因研究视域及方法备受诟病,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随之勃然兴起。社会文化史与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及研究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