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物古迹 发掘晋阳文化——扬州等地文物考古考察的启示

阳春三月,岁在戊子。春风料峭,阴雨绵绵。我同太原市考古研究所的同仁们踏上了南下文物考古考察的路程。     

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在民国时期的涉外事件中,中东路事件是一个较为特殊的例子,因为一般的涉外事件往往由外国势力引起,中方处于被动,而中东路事件是由中方主动挑起的。东北地方当局、张学良是事件的主要决策,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采取了积极鼓动和支持的态度。张学良、蒋介石此时将苏联视为头号敌国,主动出击,而忽视了日本对中国由来已久、日渐扩大的威胁,对国际战略局势的把握发生了严重偏差,造成了对外战略中的一连串失误和损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行走茶马古道

下了一夜的雨,到了清晨,只剩下飘忽得有些不易察觉的雨星。回溯历史的脚步,在这个八月的清晨,我们迎头晨风,前去踏访历史上因丝绸出境、茶马互市,盐米交易而形成的在漾濞这片土地上蜿蜒千年的茶马古道。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两难困境与突围之路

<正>20世纪初,随着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等文化论争的展开,中国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起步并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史研究遽然冷却,思想史、文艺史研究取代了文化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文化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迅速恢复。恢复后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沿着传统文化史范式快速推进并取得显著成绩,但因研究视域及方法备受诟病,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随之勃然兴起。社会文化史与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及研究理念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质

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以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品质。它顺应时代发展并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智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实际,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注重发挥史学的致用功能,同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立足中国现实而继承中国史学传统,顺应时代发展而着力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既是中国马克思主     

杨骚的《二·四》诗

杨骚是中国新诗歌社的发起人之一,曾创作过大量的诗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唤起民众英勇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家乡福建被日寇占领,流落到江西、湖南,后又迁徙桂林,辗转来到贵阳。1939年2月4日,他亲眼目睹口机轰炸贵阳的暴行,义愤填膺,写下了《二·四》这首诗。全文如下：二月四日,不要忘记！日帝国主义,兽机,丢下炸弹,烧夷,把三山路的小巴黎,把我放在里面的行李,新买的皮鞋、棉被,和年来的草稿,笔记;把来不及逃出的老人,小孩,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全部,全部烧死,毁灭！二月四日,不要忘记！日帝国主义,兽机,…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序幕。习惯上,史学界将1917年到1923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期。事实上,1923年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趋广泛、深入。因此,笔者认为,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前,均可作为马克思主义在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揭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序幕。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后,必然经过一个与中国革命实际及中国文化传统结合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便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塑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性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和“改造”、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诸方面,评价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1917—1927)独特的贡献。粗谬之处,恳望学界同仁指正。     

《呼中发展简史》编写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呼中区于1996年12月中旬召开了会议,部署了当代地方简史《呼中发展简史》的编写工作.要力争在一年时间内完成《呼中发展简史》30余万字的编纂任务,必须边学习、边研究、边实践,逐步探索总结经验,指导全书的编纂工作.特别是如何确立正确的政治观点,如何充分体现党的领导,如何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及如何理清简史脉络等方面的问题,对于编好这部史书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不仅可以加快史书的编写进度,而且可以提高史书的质量,反之,就将极大地影响史书的进度和质量.正因如此,这些问题也就成为编写《呼中发展简史》须不断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回忆人民币上印毛主席像的问题

回忆人民币上印毛主席像的问题石雷,左宝昌,石大振１９８８年５月７日中国人民银行通告：自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０日起,发行面值壹佰圆的人民币。壹佰圆人民币的主要特征：“使用固定毛泽东浮雕侧面头像水印纸印刷……正面中央主景是多色图案衬托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