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稗史》散论

(一)成书始末及其编者《靖康稗史》共包括《宣和乙已奉使金国行程录》、《瓮中人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七种,其中除《宣和乙已奉使金国行程录》又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和《大金国志》外,其它六种皆所仅见。本来,《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青宫译语》和《呻吟语》各一卷,是确庵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编订的《同愤录》下帙,但过了一百多年,到耐庵于度宗咸淳三年(1267)在临安顾家发现这个稿本时,该书上帙已经散佚无存。由于耐庵从下帙的内容,推知“上帙当是靖康闰月前事”(见本书序),也就是汁京陷落以前的事,故他在下帙的基础上,又补了《宣和乙已奉使全国行程录》和《瓮中人语》各一卷,以使“靖康祸乱始末备已”(同上),于是便成了我们见到的这部《靖康稗史》。这就是说,《靖康稗     

相台岳氏《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及其在校勘学上的价值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是相台岳氏以南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为底本,整理刊刻九经、《春秋左传》并续刻《公》、《谷》二传时,在原本《九经总例》基础上,充实完善的校勘凡例和细则,这个校勘凡例和细则共分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七个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在这一时期,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新的四分法转变,并且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的领域,出现了按内容性质分类编排文献,以便省览的新书,这就是类书。类书的出现,对保存文献和检索文献,都有重要的意义。《文选》、《弘明集》等作为总集的典型,也是这一时期的新的成就。还有,汲冢书的考订、整理也为出土文献的整理,开辟了道路。在对文献的注释方面,这一时期也有重大发展,出现了“集解”、“义疏”等新形式。前者利于资料的保存;后者标志文献注释向高一层次延伸。另外,有些书有自注,既可补正文之不足,亦可免去他人揣测之累。注释范围继续扩大,不仅注经,而且注史、注笔记小说,并能根据有关特点,重视异说的列举和史实的考辨,为后世考异与考辨之先河。北齐颜之推,虽没有整理过任何典籍,但能从具体问题入手,探索文献典籍在流传、整理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本文是作者所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第三章,共七节。第一、二节在本刊本期发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类书——《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第三节

类书的起源及特点魏晋时,以文献内容性质为分类原则编纂而成的类书开始出现。宋王应麟认为:“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建云台者非一枝,成珍裘者非一腋,言集之者众也。”《玉海》卷五四)据载《皇览》是魏文帝下诏,令王象、刘劭等于延康元年撰至黄初三年间撰成。《三国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

一、孔子的“述而不作”六经的整理中国历史文献,始于甲骨文字。中国历史文献学,由孔子发其端。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就是对后来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献学的实践活动。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是孔子讲学的基本内容。孔子选定六经,是各有其用意的,他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可见,每一经,孔子都强调一个重点,都有一个明确的教育目标。《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上自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多年的诗     

高氏诸“略”与章氏《山堂考索》

高氏诸“略”与章氏《山堂考索》崔文印南来高似孙所撰诸＂略＂与章如愚的《山堂考索》．都是在著录和考订古代文献方法别开生面的著述,在我国历史文献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一）高似孙的诸＂略＂高似孙字续占,号寮,浙江鄞人,孝宗淳熙十一年（公元１１８４年）进士...     

隋唐时期的类书

隋朝虽享国时短,却编了不少类书。其重要者:(1)诏命编修的《长洲玉镜》,(2)杜公瞻奉敕编的《编珠》,(3)虞世南在秘书省时私辑的《北堂书钞》,(4)诸葛颖辑的《玄门宝海》。唐朝有国日长,自太祖至玄宗,除了短命的中宗、睿宗两代外,诸代都用朝廷的力量编纂了一批大规模的类书:高祖时的《艺文类聚》一百卷;太宗时的《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目十五卷;高宗时的《瑶山玉彩》五百卷及《累璧》四百卷、目录四卷;武后时有题名为天后撰的《玄览》一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目十三卷;玄宗时有《玄宗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另外,不少文人学士也自己编辑类书,用来储备撰文赋诗的资料。如陆贽《备举文言》二十卷,张仲素《词圃》十卷,元稹《元氏类集》三百卷,白居易《白氏经史事类》(又名《白氏六帖》),三十卷,于立政《类林》十卷,温庭筠《家海》三     

史注名著三种

一、裴松之《三国志注》史注出现于汉代,有记载者,如延笃《史记音义》、应劭《汉书集解音义》、贾逵《春秋外传国语解诂》、胡广《汉书解诂》、服虔《汉书音训》等等,不幸的是,这类典籍均已亡佚,但从其史注名称推测,可知这类史注多以解释文字、考订制度为主。然而,宋裴松之所作《三国志注》则不同于以前的史注,独具一格。《隋书经籍志》著录裴注《三国志》六十五卷外,尚有《叙录》一卷,惜《叙录》失传,所以,对裴松之作注的宗旨的了解,只能通过《上〈三国志注〉表》及其具体内容认真体味了。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避览之苑囿,近史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于是,裴松之注《三国志》“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据《廿二史札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载,裴松之收集三国史料     

《大金国志》新证

关于《大金国志》这部书,一九八二年,我曾写过一篇《〈大金国志〉初探》,载于本刊当年第四期。此后,我几乎集中了全部精力,对这部书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探其史文之出处,察其记载之详确,并考其在编撰上的特点等等,逐渐对这部书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今特写出,就正于同志们。(一)本书的时间下限及其原本面貌我的最主要一个新看法是,现在的《大金国志》,不完全是“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字文懋昭所上奏的原书,宇文氏上奏的原书,应该没有卷一六《世宗皇帝上》到卷二六《义宗》     

《金史》散论

一、《金史》的修撰《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有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记载金朝兴亡始末的一部旧史书。《金史》成书于元代。据《元史》记载,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议修辽、金二史。不久,宋亡,又议修宋、辽、金三史。当时对辽、金、宋孰为“正统”有争论。或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或以辽立国在宋先,欲以辽、金为北史。……元顺帝至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