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保管工作(二)

保管文物方法一、怎樣放置文物放置文物是根據文物種類、質料及重要性,斟酌庫房設備來分別放置的。例如服飾、字畫、書籍、檔案,要放置乾燥處所,特別寶貴的文物,要存放在特別保險的倉庫內。以下談三種放置文物的方法: (1)裝箱的按文物種類,把文物箱排成雙行,使箱號向外,兩箱背相靠,例如使第一行和第二行合為一雙行,第三行和第四行合為一雙行。箱件可重疊堆放,但不要傾斜,最好只堆四層,箱子體積普通爲1.00公尺×0.60公尺×0.50公尺。箱子大的可少堆些。若庫房寬大,堆箱可分出左右翼,中間留出寬走道,各變行之間,也至少留一·三公尺寬的走道,爲的是抽箱取物,運輸方便。每行的文物箱件,均作方位表(如表二十六)。在方位表上,統計了一行的箱數,待行行紀錄完畢,將某庫總數計算於裝箱文物堆存數目統計表(如表二十七)。在箱件方位表上,只能查出某行有那些箱號。但是箱件多,箱號先後次序不是順排的,爲了查找便利,所以又作文物箱索引卡片(如表二十八)。另外還有一種書冊式表格(如表二十九)。這兩種各有用途,前者是活動的,用起來變換便利,例如:要抽一百箱文物時,先將一百箱箱號卡片找出,在這一百個卡片上,可以分出庫別、左右翼、某行某層,將同在一行的箱件卡片放在一組,抽箱時依行列先後抽提,非常方便。如果携帶一本書冊式索     

從发现的文物中谈华东区古文化概况

自解放以來,祖國悠久而豐富的歷史文化,受到充分的重視,蘊藏在地下的文化遺產,也開始得到了應有的保護。就華東地區來說,在各種規模鉅大的建設工程,像皖北蘇北的治淮工程,山東的築路工程,以及小型的農田水利、生產建設中,古遺址、古墓葬都時有發現。由於工人、農民和工作幹部們對於祖國歷史文化的愛護,大部分文物得以保存下來。這些寶貴的實物與遺跡,成為我們研究中国古代歷史文化的最好的資料。三年來南京博     

独树一帜的内丘年画

内丘年画俗称纸马,以其对自然神的崇拜、古朴独特的艺术造型及制作工艺成为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以其原始性,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木刻版画的活化石,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内丘年画是在“万物有灵”的思想指导下,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想像,用不同表现方式制作出他们心目中所崇拜的偶像。这是一种自发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反映了人们对大自然、动物和植物以及某些偶像的崇拜和祈祷,也反映了对祖先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祈求全家安居乐业,人寿年丰。     

咸阳市地方志工作的回顾和展望

2003年,咸阳市各级修志机构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和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各项工作取得了比较显的成绩：一是围绕地情信息库建设,初步汇纂了《咸阳大辞典》辞条释内容。在全市首届市县两级修志任务完成后,根据地方志工作的实际情况,中共咸阳市委、市人民政府决定将编纂《咸阳大辞典》作为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务。市方志办从2002年开始组织策划     

浅谈综合年鉴的地方特色

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掀起过两次高潮。80年代出现的第二次高潮主要体现在编辑出版地方综合年鉴方面。从1980年到1999年,我国已出版各种年鉴1300种,其中地方综合性年鉴即达1000余种。显而易见,地方综合     

哥老会起源问题研究综述

太平天国以后,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全国各地活动的哥老会是在清朝衰退时期发展起来并促使清朝灭亡的民众势力。它们的出现及其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下层阶级依靠长期的中国民间传统(结会、拜把)生存与斗争的过程。在哥老会出现前后,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天地会、青莲教等各种教、会十分活跃,并进行着相互交流和融合。而且,当时哥老会主要在湘军内部传播并通过其散兵游勇扩散。因此,晚清地方官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留下了关于哥老会的多种记录。到了辛亥、民国时期,政治家和一些研究者为了政治目的也作了一些研究,并出版了一些有关资料。但…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因此,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与“五五宪草”不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     

20世纪20年代《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

《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但《醒狮周报》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何炳松、邓叔耘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学理的探索上。在长达两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过研究《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的情况,有助于把握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