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有效课堂教学之我见

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就是教师遵循教学活动的客观规律,以较少的时间、精力实现教学目标,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如何才能做到语文课堂的高效性,实现有效教学的目标呢?我认为主要应如做到以下几点: 一、激发学生情趣—实现心理目标 兴趣是学生学习最好的老师.学生有了学习情趣,才能使学生在学习上显得自信,学习才会积极主动.从现在学生的学习情况看,存在着家长或者老师“要我学”的心态的学生比较突出.要使学生具有“我要学”的心态,教师就应该想办法激发他们的学习情趣,让他们喜欢学习,热爱学习,自主学习能力.     

国民党训政制度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继承与背离

国民党的训政制度与孙中山训政理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背离的一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概而言之,在“革命程序论”上,继承了孙中山关于从“军政”到“宪政”之间要有一个“训政”过渡期的思想,而背离了他在革命程序论中提出的训政时期所应实行的政治经济主要任务的主张;在“以党治国论”上,继承了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提出的以党权代替政权的思想,而背离了孙中山1924年前后对“以党治国论”的修正和完善;在“五权宪法论”上,形式上搞了一个五院制的国民政府,但在实质上则背离了孙中山提出的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原则。     

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

每当人们谈起清末预备立宪时,无不以一言蔽之曰:“假立宪”。此种观点是否正确,有待讨论。本文仅就预备立宪活动中是否有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除消弭革命的立宪动机外,他们是否还具有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立宪动机,他们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争论,是真假立宪之争还是走日本式道路或走英国式道路之争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难忘红军老前辈

正老一批公安部和高检院的子弟们都晓得,公安部有两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原红四方面军的李连富和于桑,高检院和公安部的孩子们都非常崇拜他们两位。我与他们俩家的孩子们是发小。那时,我父母是高检院的干部,1960年代,高检院大院院北与公安部大院相通,李连富是公安部行政处长,他家在大院7号楼,于桑是三     

河南郏县黑庙墓地汉代画像石墓发掘简报

正黑庙墓地是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工程河南段中的重要文物保护项目,位于平顶山市郏县白庙乡黑庙村西北(图一)。2010年,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分别委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平顶山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前者发掘区编号为Ⅲ区,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清理墓葬54座[1];后者发掘区编号为Ⅰ、Ⅱ区,发掘面积10700平方米,清理墓葬190座(图二)。2016年     

学术研究如何服务于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学术界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中国学术界以他们的专业知识积极服务于民族复兴。首先,他们对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思潮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充分认识到学术研究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其次,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对国人最为关心的"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的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无论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复兴案例,还是从其他国家复兴的经验来看,中华民族都能够实现复兴。复次,他们认为造成中华民族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和树立民族的自信心。为帮助国人恢复和树立民族自信心,他们积极从事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研究,同时主张对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进行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国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与教育的西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悼念梁思永先生

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於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在北京逝世了,這是祖國考古事業發展中的重大損失! 思永先生生於一九○四年,竭畢生精力從事於中國考古事業;對中國新石器時代及殷代的考古研究工作都有相當貢献,對中國的田野考古工作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1937—1938)

1937年底至1938年上半年,苏联以巩固边防安全为由,清肃远东地区"不可靠"民族,半年内罗织罪名抓捕中国人1万余名,远东华人群体为之震怖。中国驻苏使领机构要求停止滥捕,但苏联态度强硬。中方虽与苏方进行了艰苦交涉,但时值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渴望获得苏联援助,故在交涉过程中投鼠忌器,亦未向国内媒体透露苏联在远东排华之事。为尽量减少华侨所遭痛苦,最后只得寻求妥协办法。不过,经两国交涉,且因国际形势变化,苏方态度有所软化,并最终下令停止从远东地区强迫迁移中国人,准许他们"自愿"迁往新疆,但这种所谓"自愿"迁移本质上依然带有强制性。已被定罪的华人多数并未因中苏交涉而被释放,其中更有3000多人被处决。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页),与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     

要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