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

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是轰动国内外学术界的大事。这批简牍大致分为木简、竹简、木牍三类,总数估计超过十万枚。为了能让学术界尽快了解并利用这批珍贵的出土文献,整理工作随即展开。1997年完成了其中木简的整理。这批木简共有2400枚左右,内容较为集中,基本全属吴孙权嘉禾(232～238年)年间佃田租税券书。有关情况已有报道,这里不另赘述。1998年5月,整理组开始对其中竹简进行整理,到目前为止,已完成近10000枚竹简的释文工作,取     

秦汉铁器锈蚀机理探讨及保护方法研究

为了搞清铁器的锈蚀机理,为铁器文物保存提供最佳条件,通过对秦汉两代几件铁器不同部位腐蚀产物分析及不同条件下铁器锈蚀情况实验来研究古代铁器锈蚀机理及保护方法,结果发现,铁器锈蚀成分不仅十分复杂,而且同一锈蚀产物中α、β、γ三种构型的FeO.OH共存,实属罕见,同时采用新的保护方法,使铁器处于一个干燥,无氧,无盐,无水,无有害气体的最佳保护状态。     

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彩塑的制作工艺和颜料分析

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的彩塑,为了解其制作工艺与彩绘颜料成分,采用显微激光拉曼光谱,结合剖面观察和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等科技手段,对出土于唐墓的6个样品进行了分析鉴定.结果表明,泥胎表面先用硬石膏做打底层,再施以彩绘,且彩绘颜料厚薄有异.所使用的红、黄、黑、白和绿色颜料有铅丹、密陀僧、朱砂和土红、雌黄、炭黑、硬石膏及氯铜矿等无机颜料,而粉色彩绘是由铅丹(或铅丹和密陀僧的混合物)与硬石膏调和而成,且密陀僧作为彩绘颜料在新疆是较早的发现.其最为重要的发现是蓝色彩绘为植物性染料——靛蓝.这一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的彩塑修复与保护方案的制订提供了有价值参考.     

河南淅川王庄汉墓群发掘简报

2010年9~11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对位于河南淅川县仓房镇党子口村的王庄汉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15座墓葬。墓葬年代主要集中在西汉、东汉,保存相对较好,形制基本完整,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为研究当地的墓葬制度和考古学文化编年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山东省文登市史志办建立方志出版基金

文登市史志办公室自 1 996年开始建立方志出版基金 ,经过 5年的自我发展 ,滚动积累 ,总额已达到 5 0万元 ,基本摆脱了出版方志书籍资金短缺的困境。既减轻了市财政的压力 ,又为地方志事业由“依靠政府 ,行政推动”转向“背靠政府 ,面向市场”奠定了基础。文登史志办建立方志出版基金的主要做法和资金来源 :一是发挥修志优势 ,积极主动为市委、市政府制定决策提供资料信息服务 ,取得领导的支持 ,特别是在起步阶段拨给必要的资金。二是做好发行工作 ,扩大方志书籍的发行量 ,收回资金投入 ,力争盈余。三是多形式、多渠道为社会提供服务 ,争取社…     

将乐县万全窑古瓷生产情况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将乐县万全窑古瓷生产情况及相关问题的探讨李建军宋经文将乐是福建省三明市辖区建县最早的文物大县,境内存有较丰富的文物,古陶瓷生产亦很发达,从唐至明的窑址分布在各有关乡镇村的丘林地带,青白瓷、酱釉瓷、黑釉瓷、青瓷均有烧制。万全窑位于将乐县东面约３０公里,...     

谈桦木与东北古代文明

早从远古时代起,树木就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众所周知,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就是成群地生活在树上的。恩格斯说:“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虽然类人猿从树上走了下来,脱离动物界而转变为人类。但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仍然离不开树木。我国古史传说中的“构木为巢”、“钻木取火”、“刳木为舟”等,便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后冬奥时代京张冰雪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带创新发展研究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科研方法,对后冬奥时代京张冰雪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带创新发展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后冬奥时代京张冰雪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带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促进区域经济绿色崛起的有效途径,是拉动区域消费增长的有力保障。后冬奥时代京张冰雪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带发展具有基础良好、消费潜力巨大、国家重视的优势,但也存在冰雪运动发展相对滞后、旅游产品单一、旅游产品供给不足等困境。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产业搭台、经贸唱戏;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突出特色、打造品牌等策略。     

清代海洋失事查勘制度建设及其困境

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中国近海海域因海盗活动造成的商民船只失事案件持续增加。为维护海洋社会秩序,强化海上司法管辖,清政府在全面勘定沿海地方海域边界和内外洋界限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海洋失事查勘制度,试图使海洋失事案件责有攸归。不过,随着清廷对失事查勘主体的问责机制日趋严密,加之缺乏有效的激励手段,海洋失事查勘制度的推行面临沿海文武官员的层层阻力。同时,失事船主“候官会勘”司法程序的取消、传统水师洋图绘制技术的滞后,也影响了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朝廷定例与沿海地方司法实践之间的矛盾,是清代海洋失事查勘制度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