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双元村东周墓地一五四号墓发掘

正双元村东周墓地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7组,距成都市中心约27公里(图一)。墓地西临成绵高速公路约2公里,南距毗河约5.5公里,北距101省道约3公里,墓地四周分布少许废弃的民房、厂房。地表为现代农田,地势平坦,与四周公路、乡道基本持平。中心点地理坐标为东经104°14′16″,北纬30°51′35″,海拔433米。2016年3月,成都文物考古研     

甘肃嘉峪关市峪泉镇汉魏墓发掘简报

201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峪关市文物局在嘉峪关市峪泉镇附近发掘了8座汉魏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随葬品。这些墓葬的发现与发掘丰富和补充了该地区汉魏时期墓葬资料,对于研究该地区社会、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浙江宁波洪塘卢家山商周遗存发掘报告

从以往的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浙江地区土墩墓和土墩石室墓的发掘与研究由来已久,尤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元甫先生所著《论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最为系统,并确立了浙江地区土墩墓的编年序列,为今后的发掘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这在本文作者的结语部分中得到了较多的体现。洪塘卢家山西周至春秋遗存的考古发掘,共计发掘了土墩石室墓5座、土墩墓1座及一处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墓葬中出土物达91件,以原始瓷最多,占比达80%多,器形见有豆、钵、碗、盅、罐、盂、盆、器盖等;遗址中出土的多为商周时期的遗物标本,其中可复原的器形有原始瓷豆、碗、钵等,上述遗存的发掘与发现,应该说是充实和丰富了浙江地区土墩墓的资料。该篇报告作者在对相关遗存的年代判断方面下了比较多的功夫,在墓葬方面,通过器物类型的比较确定了M7、9的年代为西周晚至春秋早期,M8为春秋晚期。在判断M10年代方面,作者首先根据M10被M8打破的地层关系,确定了在相对年代上M10早于M8,加之M10所出器物A型原始瓷盅式碗与长兴便山、石狮所出春秋中期同类型器物一致,据此判定其年代为春秋中期。尽管M4出土器物时代特征不明显,但其所出的钵与M9一致,故也可以推断其年代应为西周晚...     

浙江奉化茗山前汉晋墓葬发掘简报

茗山前共计发掘的4座墓(M1～4),M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M2为凸字形单砖室券顶墓,M3、4为长方形单砖室券顶墓,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晚期的盗扰及破坏,其中M3、4未发现任何随葬器物。尽管这几座墓葬均未见明确的纪年材料,但由于M1、2出土的9件随葬器物以实用器为主,时代特征明显,作者通过参照长江下游地区两汉、吴、西晋墓葬分期研究的成果,并通过器物类型的比较,得出了上述四座墓葬的基本年代判断,笔者认为是基本可靠的,为同时期的墓葬研究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     

浙江宁波鄞州栎斜老虎岩窑址发掘简报

粗看该简报,感觉老虎岩窑好像并没有引起我们多大兴趣,该窑址窑业堆积不厚,生产品种单一,器物制作工艺简单,主要是罐、缸、盆和坛等粗大容器,器物的胎土虽属瓷质,但淘练不精,质地疏松。但细读之下,有几处笔者认为值得重视的地方,一是老虎岩窑址发现的两座龙窑,虽然窑顶已毁,但工作人员在窑室的两侧每隔5~6米发现有青色火烧堆积,证明了当时窑顶应有投柴孔。二是作者对老虎岩窑的烧造技术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各类垫具在如何使用上作了详细的说明,这在以往类似的简报和报告中往往会被疏忽。三是对窑具上的文字和符号进行了梳理,此类信息在多数窑址的发掘报告中均有描述,在性质上这些文字和符号包括了姓氏、地名、数码顺序、方位、花押款等类,从中可反映产品的性质、生产工艺的特征、生产和销售的方式等内容,是探讨瓷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宁波天封塔基址发掘报告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文物》1991年第6期上发表的《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今天我们又看到了本文,也算是对该塔的发掘作了一个圆满的结束。在我们对地宫中所出的精美器物赞叹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对塔基发掘的意义和作用。通过对塔基的详细发掘和解剖,再付诸于文字记录并以报告的形式予以发表,至少解决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了现存天封塔的建造年代应属宋塔而非唐塔,也并非在唐塔基础之上重建的,既印证了文献的记载,也纠正某些错误的认识。二是树立了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下的筑基理念。由于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地脉虚软,建塔的工匠们没有生搬硬套《营造法式》,而是因地制宜,独创了换土垫层、隔层用材、侧脚立基的筑基之术。三是通过对塔身倾斜的原因探讨,为今后类似建筑的加固和重修无疑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新疆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发掘简报

加勒克斯卡茵特墓地位于伊犁河上游支流喀什河南岸一、二级台地上。该墓地绝大多数墓葬在封土堆下铺有一圈或两圈卵石,少数墓葬地上仅封有土堆,不铺卵石;墓室一般呈东西向,形制为竖穴土坑和竖穴偏室墓;葬式多为一次葬,少数为二次葬;随葬品均为生活用品和随身佩带的装饰品;墓葬年代集中在公元前5世纪至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