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富有新意的人物传记──评崔明德新著《李陵》

一部富有新意的人物传记──评崔明德新著《李陵》孟祥才崔明德同志的新著《李陵》已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学术上颇多创意、文笔生动流畅、情节跌宕起伏的引人入胜的优秀人物传记。本书的传主李陵,在西汉历史上官不过二千石,远离朝廷决策层;长...     

有关范蠡身后评论的评论

范蠡是春秋末期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功业盖世、谋略超群的伟大人物,在其身后,一直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不仅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对他的评论连篇累牍,历代诗人歌咏他的诗文积案盈箱,而且更被戏剧家以各种剧种、剧目不断推到舞台上。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地位有别,思想各异,因而对他的评价千差万别。不少人歌颂他的辉煌功业,大智大勇,赞扬他功成身退、激流勇退的卓异眼光和超群智谋。更有人倾慕他事君时的忠贞执着,退隐时的淡定从容,携西施游三江五湖时的潇洒风流。但也有人批判他作为人臣不能忠君到底,作为同僚陷文种于绝境,不能作为臣子的楷模。还有人深文周纳,判定他带西施出走是为了避免红颜迷主祸国。而少数持道隐观点者则认为他作为一个半路隐者还不能彻底忘情于世俗的富贵利禄,所以不值得效法。其实,范蠡最值得肯定的是他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是他身上展示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历史动力惟一论统摄下的农战史研究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回溯近百年来的中国史研究,人们会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人们过于将历史研究现实化,赋予它意识形态的特性,而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性质。农战史研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上世纪初叶,在辛亥革命浪潮的波及下,太平天国研究一度兴盛,二三十年代短短20年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著作近30部之多,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高度集中的学术论题;接着到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将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提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人们简直就将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看做是现实中国革命的直接序幕;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研究,更将农战史研究装扮成一朵耀眼的明珠,40年间发表论文4000多篇,出版著作300多部,在史学研究领域形成了趋之若骛之势;而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问题的鲜有提及,随着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猛过渡,加之建立稳定社会秩序的目标日益迫切,农战史研究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漠。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要求出发,围着意识形态转的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对于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研究来说,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回溯、总结、清理并使之终结的时代。但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直延伸进今天的时代,农民问题、农民的历史和现状,是我们认识国情的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抛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战史和农民问题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等,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开掘的领域。所以,我们今天重提农战史研究,希望从新的历史高度对之重新审视,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和反思的精神,清理以往的研究,开拓新的思路,以期使被极度冷落的农战史研究,再次成为历史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绽开出比传统的“五朵金花”更为娇艳、也更富有生命活力和科学魅力的史学鲜花。本期所选用的几篇笔谈短文,表达着编者对农战史研究复苏和新生的热切期待。     

扫盲也要大跃进

1958年7月下旬,我正在山东临沂北老屯村家中度暑假,每天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有一天刚吃过早饭,大队长找到我说：“今天上午公社召开扫盲誓师大会,你就不要下地干活了,带几个学生去开会,回来咱们商量怎么扫盲。”     

秦汉时期反贪的启示

秦汉大帝国,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开端,无论是辉煌的事功和灿烂的文化,还是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都达到了一个后代王朝长期难以企及的高度。尤其是所谓的西汉文景之治、昭宣中兴,东汉建武、永平之政等,皆堪称一代盛世。然而,贪污腐败的问题就像帝国的孪生姊妹一样始终伴随着帝国的行程。尽管秦汉帝国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对反贪和澄清吏治进行了较大的努力,也曾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吏     

论曹爽之败

公元249年发生在魏国的高平陵政变,反映的是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曹爽集团和司马懿集团争权夺利的矛盾。曹爽集团之惨败,原因在于其所重用之人多为品格卑劣、少不更事的浮华交会之徒。他们既无经国治军的才能,又日益专擅、贪贿、颟顸和腐化。隐藏于背后的必然性则是中国专制的皇室下龙种而生跳蚤的铁则。     

千秋功过秦始皇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迂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向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记何休卒年献疑

《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东汉著名今文经学家何休卒于光和五年 ,即公元 182年。以后 ,此一记载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 ,所以 ,一些著名的出版物 ,如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② 等 ,均无一例外地照抄《后汉书》本传 ,将何休的卒年定在光和五年。其实 ,细读《后汉书·儒林列传·何休》 ,就会发现其卒年与行状间有着明显的矛盾。其一 ,《后汉书·儒林列传·何休》 :“太傅陈蕃辟之 ,与参政事。蕃败 ,休坐废锢 ,乃作《春秋公羊解诂》 ,覃思不门 ,十有七年。”陈蕃任太傅是灵帝建宁元年 (公元 16 8年 )正月 ,同年…     

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作为经历“文革”全过程的过来人,如果有人问我,“文革”中最大的冤案是什么,我会这样回答：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抓“走资派”。因为在这场运动中,除了毛主席钦定的屈指可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也会随时被踢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