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

秦汉帝国是伴随"新地"的推展和边界的扩张而确立的。政府在派遣"新地吏"同时,往往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政策。在后来的发展中,实边较戍边更为边策所重。其原因既涉及财政、舆论,也有对防御效能的考虑。两汉时期,内地与边郡之间的差别有所扩大,影响到朝廷内外政策的差异。边郡军事负担甚巨,而且因军队屯驻造成经济残破与社会动荡。边郡维持运转,常需邻郡供给、中央调控、募民输粟及军士屯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中轻徭薄赋的惠政,与边政状况直接相关。     

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

本文将讨论甘肃省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辽宁朝阳县文管所收藏的3件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或仿制品。前两家博物馆收藏的倒钩铜矛是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影响下,由中国工匠铸造的仿制品;后一家博物馆藏品虽无倒钩,但是有山字脊,是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典型器,很可能直接从阿尔泰山传入西辽河流域。这个发现相当重要,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冶金术很可能是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本文还讨论了内蒙古出土的带翅管銎铜斧石范,认为属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此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还传入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这里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铜矛皆为宽柳叶形山字脊铜矛,年代略晚于阿尔泰山流行的窄柳叶形山字脊铜矛。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考古阐释与文化解读

中国大运河申遗前后的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范式,即"中国大运河范式"。在申遗过程中,考古工作从考古学角度阐释了大运河历史变迁与沿革、遗产构成、工程技术及其核心价值,以及大运河衍生的各类文化遗存,充分诠释了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突出普遍价值,为大运河成功申遗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后申遗时代",考古工作将在大运河的保护、遗产利用、文化带建设、大中华文明标志工程建设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除了继续对大运河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作出阐释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沿线城市、文化作出更加系统、鲜活的考古解读。     

武夷茶村

曹墩,明朝那些茶事 在“典斋膳堂”的西大堂里等候村文书的时候大家除了看古,就是品茶．看古,品茶,“典斋膳堂”都是好地方。彭家大户的务滋堂,并列两个大厅,天井也大,天井下是条石垒的方池,方池周围有走水的槽。天井和厅堂之间只有柱子,没有隔断,     

千年古道寻牛迹——牛史、牛诗、牛画谈

牛,一生脚踏实地,俯首耕耘,劳累终生,且不图个人回报.数千年,留下了不知多少蹄迹足痕,深深印入人们心灵.牛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牛是人类最值得信任的朋友.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中原备战役的回忆

敌我态势及作战部署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出师北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驱赵恒惕于湘北（赵自称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省长）,创吴佩孚于鄂南（直系军阀吴佩孚自称“讨贼军”总司令）,败孙传芳于赣北,同时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武昌、九江、南昌攻克后,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大大发展起来,国民政府遂由广州迁都武汉。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动物群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中期遗址2000年和2001年度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分析,试图复原该区域当时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结果表明,家畜已取代野生动物成为人们肉食消费的主要对象,这一变化与仰韶文化中期该地区人口规模和密度的显著增大同时发生,其深层次原因需从多学科角度进一步研究。     

认真总结经验全面开展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

一、乌鲁木齐市修志工作基本情况1984年2月27日,乌鲁木齐市委、市政府积极落实中央、国务院开展修志工作的部署,按照自治区的要求下发了市党发〔1984〕24号、乌市政〔1984〕46号文件,决定成立乌鲁木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编辑室,含党史),在全市开展党史资料征集及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工作,由此正式开展了乌鲁木齐市的党史资料征集和地方志的编修工作。乌鲁木齐市的编史修志工作大致概括为三个阶段。(一)组织发动阶段(1982～1985年)组建了史志班子,培训了史志队伍。1982年7月,市委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4年2月、1988年9月市地…     

新疆和田玉及其鉴别

一、和田玉的种类及目前市场常见的品种和田玉作为软玉的代表,自古就备受瞩目,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黄色仿翡宝石的鉴别

翡翠一直以它独有的魅力征服着消费者,自古就有"红翡绿翠"之说,绿色的翠色从吸收光谱650nm宽带可判定其为染色;而"翡"色,一直是鉴定中的难题。"翡"色,是次生作用形成的颜色,在风化作用下,翡翠的Fe2 变成Fe3 ,形成赤铁矿或褐铁矿,红翡多为玉石的表皮部分,黄翡位于红翡之上,更加贴近表皮,由褐铁矿浸染为主而形成"黄雾"。多数黄翡混浊不纯,常带褐色,不够透,通常将黄翡加热可以形成深红或鲜红色调的红翡。天然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