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同时反映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     

明抗倭援朝战争初期中朝宗藩间之“信任危机”及其根源

抗倭援朝战争初期,明与朝鲜间本来稳固的宗藩互信关系出现危机。战前,先是朝鲜私自通信日本种下祸根,继由东亚贸易网传来朝鲜诱引日本入犯大明的报告。朝鲜感到压力后迅速派使辩诬,暂时修复了信任关系。战初,朝鲜节节溃败,但迟迟未向明廷请援,再度引起明朝怀疑。面对危局,明朝主动派人勘疑,先后派三拨使节进入朝鲜;朝鲜则连遣使节入辽、入京请援,同时与东来明使臣沟通,释疑辩诬。经过努力,双方终于再建信任关系,并迅速投入到联合对日作战中。上述信任危机的产生及其应对处置,一方面揭示出明代中朝"典型宗藩关系"中存在"不典型"的一面,"事大字小"行为中隐含着别有意味的内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鲜宗藩关系框架下,辩诬、勘疑等手段因常用于处理不良事件而成为宗藩体制之重要内容。     

试说明代的行人

试说明代的行人孙卫国行人是明代的使臣,在明代中外关系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人的重视,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明代行人及行人司变化沿革、职掌、行人在明代中外交往中的地位,行人与明代其他使臣的关系等等问题,作些粗浅的阐说,以求史学方家指正。一...     

忠义与正统：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认知与崇祀

文天祥系中国历史上著名忠义人物,受到尊崇,也成为朝鲜王朝追捧的对象。朝鲜燕行使在北京时常瞻拜文丞相祠,《文山集》数度刊行,朝鲜君臣熟知文天祥生平事迹,成为朝鲜历史人物比附的对象。1750年,赵显命从北京购来文天祥画像,英祖君臣多番讨论,最终安置在永柔县卧龙祠中,与诸葛亮、岳飞一同崇祀,此庙变成朝鲜之“三忠祠”。卧龙祠建于宣祖年间,肃宗扩及岳飞,英祖再添入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崇祀中华英烈的重要场所。这与大报坛崇祀明朝皇帝的意义一样,系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又一重要象征,宣示朝鲜王朝坚守中华正统。     

《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

朝鲜王朝(1392-1910)作为明、清时期(1368-1911)中国最为重要的藩国,政治上以明、清两朝为宗主国,文化上亦以儒家文化为依归,建立了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儒教王朝.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

《明史纪事本末》是谷应泰网罗一批明史专家在两年时间内所编成的清初最早一部明史著作,长期以来颇受重视,近年来学界对其史源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价值受到质疑。本文以卷六二《援朝鲜》为具体考察对象,其对万历朝鲜之役的历史书写采取贬斥、否定、反讽的手法,否定明朝军队的战绩,这符合清初政治的需要,并为王鸿绪《明史稿》所抄录、继承,并最终被清官修殿本《明史》所沿袭,构成了清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认识。因此,只有深入全面考察此书对清官修《明史》等史书的学术影响,方能更进一步认识其学术价值。     

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以编年体官修《高丽史》,几经努力不果。世宗年间改纪传体,编成139卷本《高丽史》,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强调高丽的自主性,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人工等,凡背叛高丽、投身元朝的高丽人,都被称作"反人"而被列入《叛逆传》中,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编写者在该书《忠烈王世家》与《金方庆传》中,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高丽将领被视作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加上"大风雨",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对照《元史》,《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因此,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一定要摆脱"一国史"的局限,而用"东亚史"的视角,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