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潜伏》引发的回忆

电视剧连续剧《潜伏》结尾处,看到翠平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伫立山头,无限深情地凝望群山和蜿蜒其中游丝般的公路的情景．我的心头不由得骤然一紧．思绪如泉．喷涌而出。我曾经亲历过的“翠平”和她女儿的形象猛然浮现在脑际,心潮久久难以平息。     

烈士阵亡通知书遗失的前前后后

电影《集结号》对战争题材特别是我军历史中深层次问题所作的开拓与探讨,为文艺创作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影片主人公谷子地的故事原型王艾甫,无意中发现未来得及送出的84份“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而寻亲12载、为34位英灵送回故里的感人事迹,让我的心潮久久难以平息。这不仅是因为王艾甫所苦苦寻找的英灵所在的197师589团与我曾服役的196师一样,都隶属于原华北军区第20兵团66军（其阵亡花名册中所载的586团烈士就隶属于196师）,而且我师也曾与197师并肩战斗,参与了解放太原的战役;更因为我在部队时为撰写“师史”和筹备“师史展览”时,曾循着人民解放军一个师30多年所走过的道路,阅读了它的几乎全部现存历史资料,并广泛地采访了部队的老领导和老战友,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使我对《集结号》及其故事原型王艾甫义举所包含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与感悟。     

国民党训政制度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继承与背离

国民党的训政制度与孙中山训政理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背离的一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概而言之,在“革命程序论”上,继承了孙中山关于从“军政”到“宪政”之间要有一个“训政”过渡期的思想,而背离了他在革命程序论中提出的训政时期所应实行的政治经济主要任务的主张;在“以党治国论”上,继承了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提出的以党权代替政权的思想,而背离了孙中山1924年前后对“以党治国论”的修正和完善;在“五权宪法论”上,形式上搞了一个五院制的国民政府,但在实质上则背离了孙中山提出的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原则。     

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

每当人们谈起清末预备立宪时,无不以一言蔽之曰:“假立宪”。此种观点是否正确,有待讨论。本文仅就预备立宪活动中是否有一个“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除消弭革命的立宪动机外,他们是否还具有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立宪动机,他们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争论,是真假立宪之争还是走日本式道路或走英国式道路之争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两湖楚史研究会1987年学术讨论会纪要

1987年10月20日至23日,两湖(湖北、湖南)楚史研究会在沙市市联合召开了一九八七年度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由两省楚史研究会与沙市市会联、市文化局共同举办,到会代表九十多人。除两省楚史研究会部分会员和其他方面代表外,还有来自河南、上海、云南、北京、山东、安徽等省、市的专     

略论农民起义的失败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回顾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我们发现它与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是有关的。关于这个问题,有的文章已作过专门的论述,目前史学界也几乎没有什么争论。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认识农民起义失败后,洋务运动的大规模发展。有的论者认为,不仅是洋务运动的兴起是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而且洋务运动的大规模发展也完全是出于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对这种观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笔者不否认洋务运动的大规模发展与农民起义有关系,但认为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农民起义的失败,为洋务运动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上。     

学术研究如何服务于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学术界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中国学术界以他们的专业知识积极服务于民族复兴。首先,他们对学术研究与民族复兴思潮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充分认识到学术研究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其次,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对国人最为关心的"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的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无论从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复兴案例,还是从其他国家复兴的经验来看,中华民族都能够实现复兴。复次,他们认为造成中华民族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和树立民族的自信心。为帮助国人恢复和树立民族自信心,他们积极从事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研究,同时主张对教育特别是历史教育进行改革。因为在他们看来,国人民族自信心的丧失,与教育的西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要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北大核心CSSCI

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页),与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     

我所珍藏的孙中山两幅墨宝

我曾在国家博物馆工作,与诸多斟宝和珍贵历史文物朝夕相处。我曾多次在馆内陈列有关辛亥革命和孙中山文物的展柜前流连忘返．对伟人心仪已久．还多次亲耳聆听包括郭沫若、沈从文、史树青、李学勤等文博大家对馆藏珍品的深刻剖析。对历史文物有着非同寻常的情愫．渐渐喜爱收藏．尤其喜欢收藏与孙中山有关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