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的收集与开发利用的方法

地方文献的再利用是中小型图书馆的重点内容,内文主要论述了地方文献收集的重要性、范围、措施、开发的利用与服务。     

见证新疆农村“大包干”

1980年初,我应新疆于田县委书记卢凤章的邀请,从和田报社调到于田县做农村调查。不久,我便来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城里人很少光顾的极端贫困的生产队——十月公社十大队五生产队。这个队1979年年终结算,社员每人一年的收入只有5．15元,每个劳力的收入也只有11．10元,一个劳动日值4分钱,只能买半个鸡蛋（当时一个鸡蛋是8分钱）。这是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队,可自己生产的粮食只能解决口粮的一半。我和司机、翻译三人克服种种困难,在这里调查了三天,写出了《来自一个穷队的报告》。     

60年代美国对中苏冲突事件的观念演变及其对华政策

20世纪 5 0年代 ,美国一心想分化中苏同盟 ,争取中国脱离苏联 ,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 ,但 6 0年代 ,当中苏分裂真正发生后 ,美国却逐步改变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这是被史学家们忽视的问题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中苏分裂事件的观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肯尼迪政府执政之初曾短暂地认为 ,美国争取中国脱离苏联符合自己的利益 ,并于 1 96 2年底提出过所谓对中国“微开门”的方针。但进入 1 96 3年后 ,美国决策者开始挑选自己的“头号敌人” ,最终他们错误地选择了中国充当这一角色。 6 0年代美国民主党政府之所以未能跨出对华政策的关键一步与其对中国的偏见是分不开的。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

196 6年 7月 ,迫于国际局势的压力 ,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 ,但该政策提出后并没有得到有始有终的实施。美国学者的一种观点认为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阻碍了美国的外交努力 ,使中美之间失去了一次改善关系的重要机会。然而 ,美国国务院最新解密的外交政策档案显示 ,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值得怀疑。美国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有自己的政策考虑 :它为中国这场内乱设定了目标 ,即希望这场运动导致中国政局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1 96 7年中后期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渐趋稳定 ,美国的期望落空 ,美国政府内强硬派人士拒绝进一步尝试新的对华政策     

川军爱国将领郭勋祺抗日事迹

川军爱国将领郭勋祺抗日事迹唐维华郭勋祺将军的夫人罗显功所捐献的“警枕”，日军战刀，郭沫若、谢无量补书题诗、她本人身着军装的历史照片等一组文物资料，在１９８５年《重庆抗战文物资料展览》中，曾吸引了广大观众”这组“历史见证”曾记录了郭勋棋将军奋勇杀敌的事...     

女同盟会会员与长沙日报社打官司

唐群英(1871-1937),湖南衡山县人,字希陶,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早期女权运动领袖,中国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辛亥革命的功臣,女子教育的先驱. 出身于文武之家的唐群英,聪颖过人、文才出众、性格倔强.这样一位女中豪杰,年轻时婚姻却遭厄运,后来还因“结婚启事”经历了与长沙日报社的一场官司.     

德育教学课堂生成的应对技巧

课堂生成对于每一名教师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几乎天天遇到。恰到好处的应对课堂生成,需要教师拥有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专业素养,需要教师拥有稳定的心理素质和足够的智慧。这不仅可以检验教师的业务功底和驾驭课堂的能力,而且能够彰显教师的学养,活跃课堂氛围,赢得学生的心理认同,进一步提高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直接影响和带动学生,提高教学效果。     

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

关于国民党抗日游击战的几个问题唐利国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敌后游击战的研究,近几年才刚刚起步。现有的几篇文章,主要是全面地介绍其发展情况,而一些具体的问题,尚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本文拟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国民党何时决定采用游击战;二是抗战防御阶...     

试析广元五代、宋、元时期与钱币相关的石刻资料

广元历年来出土多件五代、宋、元时期与钱币相关的石刻资料,反映出了五代时期后蜀币值、“利州绍兴监”、“第九都”及○七二医院南宋墓墓主人身份等相关的问题.对宋代利州绍兴监遗址所在地的确认提供了较可靠的依据.     

廖承志致蒋经国公开信的背后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大力倡导加强两岸人民往来,通过政治谈判实现国家统一,在台湾岛内和海外产生了空前热烈的反响,对国民党僵化的大陆政策形成强大冲击。寥廓海天不归何待1982年7月,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到“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很快,中共方面就作出了反应。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台湾的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信是用电报发往台北的,并刊发在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出乎台湾当局的意料,引起海内外的瞩目,信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