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何以成“学”

<正>徽州旧称新安、歙州,位于今安徽省南部,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处。自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得名徽州后,近千年长期辖歙、黟、休宁、婺源、绩溪、祁门六县,形成了“一府六县”的区划格局和特色鲜明的徽州文化。徽学即是以徽州历史地理、徽州传统社会、徽州历史文化及其传承创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中国的区域文化研究,     

扬州有多少记忆可以重来

<正>文明的曙光晨过龙虬庄,我便驱车直奔扬州。大约一万年前,今天的扬州已经成陆于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气候温润,物产富饶。龙虬庄、周邱墩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苏北水网地区无古文化遗址的空白,也表明六、七千年前这里的先民已经种植水稻,产生了原始的稻作文化。西周时期,周武王灭了商     

言传身教是我师——钱学森与我20余年通信交往

正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读大学时就从收音机里、报刊上知道了钱学森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事迹。后来,他参与主持领导了国防重要科研项目的制定和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钱学森是我们景仰的英雄、学习的榜样。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非常渴望有机会能见到他,当面聆听他的教诲。然而这种渴望又似乎是可望而     

潘斌《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评介

正在中国古代,"三礼"学既有学术意义,又有治术意义。"三礼"学受到了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普遍重视,在中国文化中扮演了基础伦理和制度资源的角色。在20世纪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之下,"三礼"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发挥了哪些文化功能?又是如何发挥其文化功能?此外,20世纪的学者在从事"三礼"研究时所持有的理论前提、研究视界和研究方法,又突显出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取向?这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潘斌副教授新著《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启动修志和第一轮修志期间的《广西地方志》期刊

广西开展修志的同时创办《广西地方志通讯》,发挥传达修志方针政策、探讨方志理论、研究修志方法、考证史志资料、交流修志信息的作用。1987年《广西地方志通讯》改名为《广西地方志》,至2000年底,刊物在第一轮修志期间增辟了新志评论、争鸣园地等栏目,为提高新编志书的质量服务。本文着重介绍广西广大修志者的学术探讨的成果及其影响。     

高光谱图像系统应用于模糊印章的提取研究

传统书画作品中存在有大量模糊不清的印章,对此类印章尚没有很好的手段进行提取和鉴别。为解决这一问题,本工作采用一种用高光谱图像系统采集书画中模糊印章的光谱-图像信息,采用最小噪声分离变换(MNF)处理光谱图像数据,提升了模糊印章的可辨识度。结果表明,采用该方法能够有效的将模糊印章的信息提取出来,有利于印章的鉴别和研究,为书画的文物价值和真伪鉴别的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手段。     

新发现的宝晋咸丰通宝缶宝小平

新发现的宝晋咸丰通宝缶宝小平大周最近,笔者见到两枚宝晋局咸丰通宝。两钱面背合在一起打了四个洞,穿入四个小铜柱形成一个饼钱。表面磨损较严重,把四个小铜柱去掉分开两钱后看到没磨损的一面字口深峻,钱文纤细,十分精美,似为铸出后未经过流通即穿在一起。所幸是面背合在一起,两枚钱各保留一面未经磨损尚能显示其风貌（彩插、图１）。此钱对读,双点通,缶宝;外径２．２１,穿孔０．６１,厚０．２厘米;分别重４．２克和４．４克。铜质精良,铸工好,文字纤细,穿孔明显修锉过,一望而知是母钱。咸丰宝晋局钱有小平、当十两种,小平有铜、铁二种,基本只有两种版式（图２、３）,均为尔宝,铸造不精。铜钱易见,铁钱较少。另有一种为部颁式,同《故宫清钱谱》中宝晋咸丰祖钱同版,极少发现。当十钱有尔宝缶宝二种铜钱。缶宝铸造较精且较少。此二枚缶宝宝晋小平尚属创见,同已发现的咸丰铜铁小平明显不同之处是缶宝。缶宝咸丰小平以前只见宝泉、宝直、宝苏三局有。宝苏局似为行用钱,宝泉局、宝直局应为铁母或铁钱（图４）,另有一种缶宝宝泉为私铸（图５）。联系到宝泉局戴书当十铁母、瘦金书小平铁母等钱屡在山西发现,是否可推断当时山西有宝泉局的钱炉,生产铁钱。进一步可推测此二枚钱亦     

对桂南会战的评价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日军占领武汉后,兵力不足,国力下降,被迫停止战略进攻,中国的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民政府统帅部在南岳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确定第二阶段的基本战略仍是持久消耗战略,但应由第一阶段的“向敌退却消耗”转变为“攻势消耗战”。为执行南岳会议的方针,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投入全军一半以上的兵力开展“冬季攻势”,攻击范围遍及绥西、晋南、豫北、豫东、豫南、鄂北、鄂中、鄂南、湘北、赣北、皖南、浙东和桂南等广大地区。其中,桂南会战是跨战区调动25个师的兵力,包括将新建立的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投入主攻,对付入侵的日军精锐师团,表明统帅部是下了极大决心的。高锐主编的《中国军事史略》和郭汝槐、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以下简称《作战记》）论述“冬季攻势”时,所称道的战役不尽相同,都予肯定的则是桂南会战。《作战记》还特别指出,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攻坚战是“整个冬季攻势中最强有力的一役,不仅在军事上挫折了日军的锐气,对其政治谋略也是一个沉重打击”。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认为桂南战场夺回昆仑关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造成敌战略上的部分被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编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以下简称日军《作战史》）也承认,在1939年中国军队的“冬季攻势”中,日军“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深感敌尚强大”。国军反攻昆仑关时,从东京赶来前线视察的日军大本营参谋次长,看到其21军司令部“充满悲观气氛”。日军后来撤出桂南,固然是由于国际局势变化使其能从越南境内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但与桂南军民不断对其进行袭击,也有重要关系。日军《作战史》记载其重占昆仑关后3个月间在桂南进行师旅规模的扫荡即达4次,可见其受到压力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