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论集》序

1993年 ,我和林天蔚教授相识于台北。那一年的 1 1月上旬 ,我应台湾淡江大学之邀 ,赴台参加第一届“2 1世纪海峡两岸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会后 ,又到台北的几所大学作学术报告。中旬的某一天 ,我应政治大学历史系的邀请 ,向该系师生作有关北洋军阀史的学术报告。在报告结束后 ,有一位学生来邀我到某教室和一位教授晤面。到教室门口时 ,只见一位身材不高 ,但精神矍铄的老教授 ,从讲台上下来迎候。他就是林天蔚教授。当时他正在为历史系学生讲授有关方志学方面的课程。他向我解释 ,因为时间安排有困难 ,所以他让出一课时 ,请我为学生谈谈方…     

体大思精的鸿篇巨制——浅评《山西大典》

在新世纪开端的年代,素以地上物居全国首位的山西,推出了一部具有学术含量的献典籍——《山西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值得祝贺的一件大事。《大典》在内容上可称体大思精。在形制上亦属鸿篇巨制,与全国同类性质述相衡量,置之于献述之首位,亦无愧色。山西既拥物、献二宝,非止足以自豪,尤当承其激励,奋发猛进,以无负于二宝。     

《阶州志集校笺注》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识之士多方呼吁编修新志,惜以世事多端,百废待兴,尚难全面展开。后复以“文化大革命”劫难,修志事业几于停顿。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修志事业方获认同而积极落实。于是各地纷纷建立三级修志机构,拨定专款,组织人员,先后启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历二十余年,乃成各级志书达数千种,一时称文化之盛业。至若旧志继承,     

签条约，李鸿章血溅马关城

甲午海战之前,建设北洋海军的费用被挪去建了颐和园,数年之间,北洋海军未添一舰一炮,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海军炮弹发射速度只有日本炮火的二分之一,炮位也少,以次充好的“腐败炮弹”中,有不少是哑弹,充沙弹,     

关于新形势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施路径的探究——以日照市为例

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物,是做好革命文物工作的时代要求。文章以日照市为例,对当前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现状进行调研,总结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加强机制、制度建设,在机构、队伍、资金方面做好支持保障,以及科学规划,创新手段,进一步拓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新渠道两方面阐述,就新形势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实施路径进行探究。     

明朝第一不靠谱皇帝朱厚照

<正>大明王朝第一不靠谱皇帝叫朱厚照。而他的老爹朱祐樘一直被誉为大明王朝最靠谱的皇帝。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靠谱儿不歪就是逗你玩。读完朱厚照并不光辉灿烂也不漫长艰辛的历史后掩卷深思,如果朱厚照生在21世纪,很可能是个古灵精怪的奇才,但遗憾的是他早生了500多年。     

名门后裔——我与张之万之孙张公骕的交往

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1948年春才经人介绍到当时天津一所著名中学——新学中学去任教。到校以后,校长领我到教员休息室去认认同事。在十几位未来同事中唯独坐在屋角的一位中年人不知怎么却吸引我坐到了他旁边。他有一张长着连鬓胡子的大方脸,总带着一种微微的笑容。他姓张,名公骕,河北省南皮人,比我约长七八岁。他是     

汝阴侯漆器的纪年和M_1主人

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两座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有“汝阴侯”铭文的漆器和铜器。漆器铭文中有“元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纪年。《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八期上发表了《阜阳双古堆西双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读了简报,获益颇多。但简报认为“汉初纪年除了文帝有前元十六年的纪年外,其余纪年都没有超过八年的。因此漆器上的铭文‘十一年’应是文帝前元十一年的纪年”,并认为“双古堆M_1主人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     

阜阳汉简《诗经》的传本及抄写年代

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发掘出一批汉代简牍,阜阳汉简整理组从中整理出一百七十余条《诗经》残简,其中有今本《诗经》《国风》中的六十五首,《小雅》中《鹿鸣》、《伐木》等四首。由于简片破碎严重,所见各诗仅存残句,有的则仅存篇名。尽管如此,它也使我们窥到了迄今为止,《诗经》最古的本子的一些原貌。 阜阳汉简整理组的胡平生、韩自强两位同志将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诗经》及今已亡佚的鲁、齐、韩三象《诗》做了比勘,认为它不属于鲁、齐、韩、毛中任何一家《诗》的传本,“是否与《元王诗》有关也无从考证”,因此“只好推想它可能是未被《汉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李学勤先生在《马王堆帛书与楚文化的流传》一文中曾推测阜阳汉简《诗经》也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 古代文献最初成书或抄写的年代虽然距今已很久远,但是由于不同时代使用的文字形体有所不同,即使同一时代而不同地域的人在用字习惯上也有所不同,再加上我国古代又存在着避讳这一独有的历史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其最初成书或抄写的时代印迹。根据这些印迹,我们就有可能判定一部古代文献成书或抄写的时代。阜阳汉简《诗经》当然也不例外。     

关于《道命录》的卷数及有关内容

《道命录》是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晚年的著作,成书于理宗嘉熙三年。（1239）。《道命录》从历史角度,采用编纂文件与注文论述相结合的体例,记载程颐、朱熹进退始末,从而说明宋代一百四十年间道学三起三落的兴废历程。为我们研究宋代党禁,程颐、朱熹生平,乃至李心传的政治思想,提供翔实的资料。 《道命录》成书以后,由南宋新安朱申,于理宗淳祜十一年（1251）刻于九江。（朱申《道命录》序）据《宋史·本传》载,该书为五卷,而收录在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中的则为十卷。《四库全书》载内廷藏本也为十卷,与《本传》所载不合。 《四库提要》据内廷藏本,元至顺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