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之痛——彭洪贴“打黑”图片被劳教两年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里所报道的,应该是一组“好人好事”。这一组人物,即便在人生的其他方面失败,但至少这一次,是对的,或者至少没有错。因为关心公共生活,对公共事件作出反应,是“群居动物”的高尚品性。换成文雅的说法,叫“表达权”。 然而,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受到制度性的惩罚——劳动教养。     

援藏工作漫忆（上）

我于1963年受党组织委派到西藏工作,前后长达20年。这段艰苦而充实的岁月使我终生难忘。 接受任务奔赴西藏 1963年,我当时在洛阳市郊区焦寨公社任党委书记。4月初的一天,接到郊区区委组织部通知,说有领导要找我谈话,要我立即到组织部去。从谈话中得知,组织上根据上级指示,选定我作为援藏干部进西藏工作。     

奔赴豫西执行特殊任务及护送干部转赴太岳解放区的回忆（上）

奔赴豫西执行特殊任务 接受特殊任务 1946年初秋,我在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第五十八团任团长,当时我团正在垣曲、平陆两县的黄河北岸一带执行剿匪任务。进入10月中旬,我们剿灭了这一带的土匪。全团正在庆祝剿匪胜利之时,一天,接到第三军分区电话通知,要我和团政委肖平立即到分区司令部参加紧急会议。     

忆我的父亲吕公威

岁月如流水,逝者如斯。转眼间,父亲吕公威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20个春秋,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眼前浮现,他对我们的教诲也时常在我耳边响起。父亲做事认真是出了名的,他常对我们说,不管多么平凡的工作,都要认真做好;无论贫与富,待人做事都要真诚守信。我受父亲影响最大,在精神上、心灵上也是受惠得益最多的。年轻时,我对这一点感觉并不强烈,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生阅历的积淀,我的这种感受愈发分明、愈加深刻。     

“红色窑将”徐海东二三事

出身世代窑工之家的开国大将徐海东,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认定的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不仅被毛泽东高度赞扬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而且在民间还素有“红色窑将”之称。徐海东除了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外,在生活中也堪称是淳朴、执若、坦荡、正直的一代典范,这从其生前二三小事中足以体现,故记录下来以供今天乃至后世人们体味与借鉴。     

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的岁月

正我曾于1958年至1966年、1979年至1981年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在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忆自己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日子,很多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彭真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及对我的悉心教育与关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获益终生。上任之初,当面考试在担任彭真同志秘书之前,我曾经见过他,但没有直接接触。1958年,在我担任机要秘书第一天,他见到我时说:"噢,原来就是你啊!"他表示,在这之前对我是有印象的,但是不知道我叫岳祥。     

陕洛剿匪亲历记

我是山西平顺县人,我们那里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解放区。1947年8月陈（赓）谢（富治）大军渡过黄河挺进豫西时,我们太岳区抽调干部几千人,组成干部大队,随军渡河,开辟新区工作,我是其中之一。     

随历史远去的中南海居仁堂

1956年中共八大产生的中央书记处急需用房,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同意,对居仁堂进行简单修葺布置用来办公。可居仁堂毕竟年久失修,只用了4年,二层东侧主墙就开始开裂,而且裂缝一年比一年增大,至1964年,险情已十分严重,实在不能再用,无奈之下只能作为危房拆除。如今,居仁堂已随历史远去半个多世纪,亲历亲闻这段历史的人已越来越少,在居仁堂发生的那些故事也即将被历史所淹没。     

亲历停战后的朝鲜

1954年,我因家里贫困而失学了。正当我苦恼之时,恰逢解放军到我们家乡征兵,我赶紧报名。由于我出身贫农,又有点文化,很顺利地被录取了。     

我与习近平在正定的交往

本文作者王幼辉,1934年生,江苏丹阳人。九三学社成员。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九三学祉主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曾任第六、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七、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本文是作者对在河北正定任职期间同习近平交往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