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上纳布匹定价机制初探

清代的上纳布匹主要有三梭布、棉布、三线布、油墩布等名目,自乾隆朝始,额解布和添解布分类派解的体制逐渐成熟,并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前者的定价长期保持稳定,即便有所上调亦由耗羡银两协贴,几乎不受市价波动的影响。后者在派办之初往往以时价为基础,但在严格的奏销制度下,任何上浮均要通过户部的严格审核,在一次次的驳减中价格弹性渐失。嘉道之际,随着户部对布匹的需索逐年增加,额解布和添解布渐呈通融办理之势,溢价现象亦愈发严重。各级官员在没有额外拨款的困境下,惟有将繁重的财政负担继续转嫁给布商和普通机户。     

神庙界域与乡村秩序的重组——吴江庄家圩庙考察报告及其初步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共同的信仰,不仅是促使农民形成社会共同性的重要契机,也是集团“归属意识”的外部表现,与此相关的众多优秀成果在华南研究的论著中得以充分体现。相对而言,有关江南区域社会的研究显得势单力薄,绝大多数学者所津津乐道的,仍不离以水利、徭役、商品生产等为纽带形成的“显而易见”的共同体。滨岛敦俊却坚信,     

磁州窑四系瓶新证

四系瓶是磁州窑极富特色的一类器物,其造型挺拔,细部变化多端,颇具北方粗犷、豪放之气韵;器体上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或褐釉,并在白釉部分绘画、书写,色彩对比强烈,装饰效果突出。装饰技法以釉下彩黑绘为主,装饰题材多样,内涵丰富,有人物、花卉、龙风、鸟禽、诗、馆铭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带“仁和馆”、“太平馆”、“八仙馆”等馆铭的四系瓶最具代表性。建国后,各地四系瓶出土很多,国内外博物馆也多有收藏。     

明代漕运“运法三变”新探北大核心

自永乐朝始,以“远运”为基调的漕运体制逐渐替代洪武年间的民运系统,开启了明代漕运制度从支运到兑运的改革进程。从“三运之法”到“运法三变”,军民联运的格局由纯粹的运役掺入了更多的经济因素,以“改兑法”的实施为标志形成了理论上的“粮皆军运”。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运始终没有彻底退出漕运舞台,运军成为漕粮运输的主体才是“运法三变”之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