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初中国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建立述论

海关金单位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财金领域内一系列重要项改革之一,从制度层面有效地制止了金贵银贱风潮给中国关税收入所带来的风险,有助于维持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债信,对债赔各款偿付方式作出必要的改革;另外,海关金单位的制度设计还直接包含或涉及到了黄金外汇市场运作、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领域,为这些领域的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各相关机构部门,如行政院、财政部、海关总税务司、中央银行等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也是海关金单位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     

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

1927年3月成立的以上海金融界人士为核心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其性质和作用有一变化过程。该委员会最初只是蒋介石委派的筹款团体,尚不具有政府机构的性质;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行政机构,通过筹集垫款和发行二五库券,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巩固提供了最主要的财政基础;从5月底起,委员会的财政行政机构性质不复存在,专事二五库券的发行及相关事项,直到8月委员会结束。就整体而言,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是蒋介石政权初建、政府结构未臻完备阶段的产物,其所发挥的作用是暂时性、过渡性的,但却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之间最初和最主要的中介环节,并使二之间的关系在磨合过程中得以维系。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财经视野下的抗日战争研究

正推进抗战史研究,需要有长时程的、全方位的、完整的、多层面的和多视阈的抗战史观。那就是:抵抗、阻遏日本侵略者的"抗战",应当是包容一切抗日党派和抗日力量的全民族的抗战,应当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不分高下,无论正规军、游击队还是绿林好汉,使的是洋枪大炮还是大刀长矛,只要杀向鬼子的都是好样的,都会让侵略者丧魂落魄、让中国老百姓看到希望;是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的抗战;将士不避伤亡是英雄,罹难的平民同胞同样是筑成反侵略长城的基石;是不分     

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信托业

在抗战期间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上海华商信托机构数量剧增,信托业务也有所发展;但信托业的资本、资产总额极大缩水,业务经营中投机性、不稳定性大大增强,信托业务在行业的总体业务比重中,仍然微不足道。与战前以及战后相比,战时的上海华商信托业呈畸形繁荣状态,金融信托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愈演愈烈。信托业只是充当了上海市面富余资金牟取暴利的一个载体,依旧无法发挥长期资金融通与财产管理功能,不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金融分业。     

从银行立法看30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关系

20世纪30年代,围绕<银行法>、<银行收益税法>和<兑换券发行税法>、<储蓄银行法>等有关银行法规的颁行,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银行业之间进行了一系列交涉,这不仅从一个特殊角度体现了国民政府金融统制政策的形成,揭示上海金融业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客观上也表明这一时期金融市场的运作、金融业务的开展乃至金融体系的构架,都不能离开法制手段.     

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及《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学术讨论会 ,于 2 0 0 1年 4月 9日至 1 2日在复旦大学召开。 80年代 ,史学界曾展开对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 ,1 983年和 1 988年 ,《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两度联合召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 ,对推动相应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本次学术讨论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突破 ,把研究的对象和视角拓展到经济与社会更广阔的领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教授及 3 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提交专题论文并展开了热烈…     

英国关于解决“满洲国”问题方案的提出与破产

1935年9月,英国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 Ross)取道日本抵达中国,参与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关税等方面重大事务。然而,对于李滋罗斯此行是否负     

评南京国民政府的整理外债政策

整理外债,是南京国民政府(1927—1949年)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基本方面,是如何处理旧政权(晚清政府和北京民国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外债,也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对本身所举外债在偿付过程中进行的某些调整。积欠外债的整理,直接涉及到关税、盐税等中央财政收入和铁路等国有事业收入的状况,还同金银比价、汇率乃至对外关系方面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整理外债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作一述评,以冀对深化民     

美国和1935年中国的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4日起,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以白银国有、采用法币、统制外汇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币制改革。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流行着如下观点,即把币制改革视作英国同美国争夺中国货币控制权的产物。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并不确切。就美国而言,同这次币制改革固然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的币制改革方案,正是美国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