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温柔

说起故乡,滔滔不绝。麻辣火锅的香气,毛血旺的辛辣,南山烧鸡公的甘美,光是一道幕就能牵出无数乡愁。离开重庆十年间,无数次探亲回去,吊脚楼拆了,老城门重修了,湖广会馆翻新了,洪崖洞俗气了…… 如果说对哪座城市有毫无理由深沉的爱,那一定就是故乡了。对于从小在嘉陵江边长大的我,骨子里天生就多了狂野粗放和柔情铮铮,即便白发苍然到步履维艰,我仍觉得自己就是故乡的孩子。     

宁乡铜器群与新干铜器群比较研究

本文从铜器内涵、文化面貌及与中原铜器的关系等方面对宁乡铜器群和新干铜器群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所含铜器年代跨度不同、主体年代或所属文化年代不同、铸造地复杂情况迥异),时间上不并行,文化传统上联系很少,与中原铜器关系的性质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两者既不是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同时并存的青铜文明,也不存在源流或继承关系.对于宁乡铜器群文化属性的判定,应该建立在对其所属考古学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之上,不能因为其与新干铜器群分布地域彼此毗邻或部分铜器年代接近而进行简单比照.     

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研究的重要突破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湖南湘江流域曾先后出土大批精美商周青铜器而为世人所瞩目,对这些青铜器的来源和性质诸问题,长期都是一个争论不休无法解开的谜团。近年来宁乡黄材盆地炭河里遗址的重大发现,不仅找到了宁乡商周铜器群的考古学文化,而且发现了与铜器群恰相匹配的城址、宫殿基址和贵族墓葬,这无疑是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也为解开这一谜团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契机。论文作者向桃初先生多年来一直主持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发掘,本文开篇就是在简要介绍炭河里城址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基础上,展开对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诸多问题的讨论,论文思维缜密,层次清晣,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作者在论证炭河里城址是西周时期的地方青铜文化或方国的中心都邑前提下,进而认定宁乡铜器群同属炭河里考古学文化。湘江流域出土的一批商代晚期青铜重器,是在商末周初时为周人所逼的殷遗民南下带来的。湘江流域和四川广汉、江西新干不同,在商代晚期不存在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或铜器铸造中心,湘江流域的青铜铸造业和青铜文明形成于西周早中期之际,可以早期越式鼎的形成为标志。等等。作者根据炭河里城址的新发现,提出的上述这些问题和思考角度,对于中国南方地区乃至其它非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的深入研究都有一定参考意义。当然,文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是否正确,正如作者在结尾中所说的那样,尚有待时间和考古材料的验证。但是,我认为,作者把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青铜器群和同一时空内的考古学文化和历史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探索,这应是研究青铜器的正确之途,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较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续)

四、“民史”思想发展的历史和新高潮关于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的史学思想,中国在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因为维新变法的需要,已经从西方和日本那里学来一点,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封建旧史学提出了极其初步的批判。当时这种认识和批判,还是比较零星片断而缺乏系统。到二十世纪初,情况有所不同。随着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学术文化思想的大量输入,以及中国民族民     

阿细人的火把节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阿细人民的传统节日——火把节。每年到了这一天,远远近近的青年,到摔跤场上比武,姑娘们来跤场上跳月,老人和小孩也纷纷到跤场上去看摔跤,人声、炮声、三弦声……闹得整个西山天复地翻。二十五晚上,青年小伙子高举着明亮的火把,从村东头游了过来;姑娘们也举起火炬由村南头游过去,当两条火龙游到公房门前的时候,广场上火龙飞舞,时而成对,时而两对并列,你出我进,好象     

娴诺与阿朗(彝族)

据说,很早的时候,弥勒西山一带是荒无人烟的茫茫原始森林。后来,世世代代居住在坝子里的阿细人,为了躲避官府的欺压,逐渐搬迁到山上的密林中,砍出了一片片耕地,建起了一座座村庄。在一座小山村里,住着一对勤劳的夫妇。他俩起早贪黑地抬石垒坝,开荒种荞,生活越过越美好。更让人高兴的是,就在这时生下了一个小女娃娃。这姑娘长得秀秀气气,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充满了精灵的神气。阿爸阿妈给她取名叫娴诺。娴诺长到四岁就会唱《先基》,五岁时就能帮着阿爸阿妈种庄稼、做家务。左邻右舍的大爹大妈、阿叔阿娘,没有一个不喜欢她,没有一个不夸讲她。娴诺刚满六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了她     

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

我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的探索过程中,根据对二十世纪初年大量书报杂志各种文献资料的粗略调查,发现当时的史学领域,不但出现过富有朝气的新史学思潮,而且还出现过令人奋兴神往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这两种思潮并起奔腾,交相辉映,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展示了灿烂的篇章。     

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早在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济南和西安等地的史学界,曾前后多次讨论到有关中国史学史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诸如中国史学史的任务,对象和基本内容问题,历史分期问题,以及编写体例问题等,有了不少的进展。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当时我考虑到,为了使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和提高,了解、研究并批判地利用前人已有的有关思想资料,恐也是必要和有益的。因此,曾试就梁启超有关中国史学史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作一初     

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

神木县地处陕西省北端,东南临黄河,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长城自西南向东北斜贯县中。大保当乡位于县城西南约50公里的毛乌素沙地中,黄河支流秃尾河从其东流过。墓地在乡政府西约2.5公里的高地上,榆(林)府(谷)公路从墓地中部穿过(图一)。大保当墓地是1986年全省文物普查时     

為工農服務,為生產建設服務

新東北的文教事業,從誕生之日起,就和實際鬥爭,和廣大勞動人民有着血肉聯系。‘八一五’以後到一九四八年,在‘為解放戰爭服務,為土地改革服務’的口號下,對戰爭和土改都貢献了最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