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明代万里长城东部起点——兼考江沿台堡

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国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是明代,它西始于甘肃省嘉峪关,东迄于辽宁省鸭绿江畔。辽东边墙是辽宁省境内的明代长城的具体名称,是万里长城的组成部分。这段长城西起山海关的铁场堡,东至鸭绿江边,全长850余公里。学术界公认明辽东长城的东部起点的具体位置,在鸭绿江畔的古代江沿台堡,但古江沿台堡在今何处?这是当前史学界所关注的问题。近期我们     

上海韬奮记念报

韜奋纪念馆在上海重庆南路万宜坊內,馆址是1930年—1936年期間,邹韜奋同志住过的地方。他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有好几处,在这里住得較久。邹韜奋是一个普通的知識分子,他从爱国主义出发,不断追求真理,与反动派作了不屈不挠的斗爭,終于在党的帮助之下,对中国革命作出了貢献,成为中国杰出的政論家、新聞記者和出版家;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一生奋斗的經历,是一个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光輝榜样。纪念馆是在1958年11月5日韜奋誕辰六十二周年紀念日对外开放的,共有两个部份,万宜坊54     

沃龍湼什地誌博物館

在莫斯科西南約六百公里,蘇聯中央黑土地帶的中心,有一個俄羅斯的古老城市——沃龍湼什。這個城市建立於一五八六年,然而它真正得到發展却在蘇維埃時代。一九一九年,就在這兒布將尼的英勇騎兵與城中勞動人民一起擊溃了馬蒙托夫與什庫羅白衛軍匪帮。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沃龍湼什城成了一條戰綫,希特勒侵略軍再也不能越過這兒長驅直入。雖然在當時這城市曾遭到敵人的嚴重破     

十九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夏同(龠禾)

夏同龢,麻哈州(今贵州省麻江县)人。汉族。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中戊戍科状元,既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后一个状元,也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贵州仅有的两个状元之一;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具有状元和留学生双重资格的人。 1868年,夏同龢出生于麻江县城东南的高枧村(当时叫狮山)一个小康农民家庭,有一个哥哥名夏同仁。他自幼天资聪明,常与哥哥赛读《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等,     

论普拉东诺夫的家庭伦理观

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解析了俄罗斯作家普拉东诺夫小说中表现的爱情主题,探讨了作家的爱情主题背后潜在的伦理观。     

江苏镇江丁家村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

炭化植物遗存的分析结果显示,丁家村聚落的生计以农业生产为主,采集野生植物资源作为补充。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小麦和大豆,属于典型的稻旱混作模式。水稻是丁家村所在宁镇地区的传统农作物,粟、黍和小麦属于外来旱地作物,它们的出现可能是宁镇地区与中原、海岱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结果,其中粟、黍比小麦传入更早。此次宁镇地区湖熟文化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为首次报道,其结果为研究湖熟文化生业经济提供了材料和线索。     

江苏镇江丹阳马家双墩D2发掘简报北大核心CSSCI

马家双墩位于江苏镇江丹阳胡桥镇马家村东北,2016年3—6月镇江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D2为一墩一墓式土墩墓,时代为西周晚期。D2的发掘为宁镇地区土墩墓的分布、营造方式、时代、文化属性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     

从《日记言行》手稿看梁发的宗教观念

作为19世纪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文本布道"策略的代为执行者,梁发不仅发挥其印工的技术特长,且潜心宗教学习并以中国教徒的立场尝试写作,由此在自身的作品中生发出一套独特的宗教观念体系。从《日记言行》手稿以及伦敦会案卷中相关书信材料可以看出,梁发作品中足以体现其跨文化与跨宗教意识形态的几个关键概念,即一神、福、祸、灵魂等。梁发作为"中介"在近代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基于可见光谱特征提取的敦煌壁画颜料识别方法研究

为了对壁画颜料种类进行无损识别,根据不同的物质对光的吸收特性不同,决定着光谱反射率不同这一特性,提出一种基于可见光谱的颜料识别方法,并对敦煌壁画所用颜料进行了分析。提取可见光谱曲线二阶导数负数部分表征曲线峰值区域的几何轮廓,利用中值金字塔对提取结果进行三层分辨率表征以突出曲线峰值位置信息,归一化三种表征尺度并组合构建特征空间F,以欧氏距离为准则对壁画采样点与颜料库样本进行相似度判别,从而识别出壁画用颜料信息。结果表明,本研究构建的识别方法能够对壁画颜料种类进行无损识别,在壁画数字存档及修复领域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本文分階段探討唐五代之際格、敕編纂的發展特色,認爲唐前期所修是綜合性立法的格,其條文內容與禮密不可分,直至玄宗朝《開元禮》的制作,使修纂較爲便捷的格後敕成爲新的法律形式。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禮》和開元制度的繼承,完全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編纂和認定。但歷朝不斷增加的內容以及綜合性立法的性質,致使格後敕的編纂趨向繁冗,所以又制定了以刑法爲主體的《開成格》和《大中刑律統類》,並爲五代所承用,最後因《大周刑統》頒佈而歸於失效。作爲唐代主要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在北宋前期銷聲匿迹,直至元豐變法纔又以"賞格"的面目出現。與此同時,格後敕在五代易名爲編敕,在北宋前期逐漸析出制度性條文,最終在元豐時成爲單一性刑法規範。